简介：中国在安理会涉及叙利亚提案表决时投否决票，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了避免又一个阿拉伯国家成为干涉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在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权力，而“保护的责任”因其宽泛的理论解释空间而极易被滥用，冷战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几次干涉主义战争的后果都背离了“保护的责任”的初衷。

简介：“中国责任论”有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对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责任论”可谓是一个新的考验。对于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仍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的中国来说，如何应对“责任论”，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应适当承担国际责任，既不因逃避该承担的责任而受孤立，又不因过分承担责任而累垮自己。责任与利益密切相关，维护好责任利益，需要战略筹划。

简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宣言》，明确规定在2015年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千年发展目标既代表了世界各国政府为促进发展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成为国际社会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简介：在现代企业形式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企业制度形式。由于兼具“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有着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存在一些普遍的共性制度设计,例如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权变更登记等。但受英美法的影响,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例如给予公司章程广阔的自主空间,将股权交易纳入强制公证事项等。我国投资人在与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股权交易时,必须要对公司章程、公证事项、变更登记以及外资限制等问题给予重点关注。

简介：“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简介：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简介：

简介：哥本哈根会议被视作“人类拯救地球的唯一机会”，引起了全世界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关注。人们依然记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场外默默伫立的气候难民雕像，用无声的语言预告惨淡的明天；人们没有忘记，哥本哈根市中心渐渐融化的北极熊冰雕．以裸露的骨架揭示悲剧的未来。在群情激奋的呼吁中，有一种虽不浑厚但却坚定的声音，道出了全球二分之一人口对于未来地球的期待——妇女发展引领环保生活。

简介：随着“伊斯兰国”在国际反恐压力下瓦解和极端分子加速外溢，国际暴恐活动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周期，国际社会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反恐持久战。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进入扎实推进的关键阶段，各种挑战增多，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统筹国内外反恐和海外利益保护，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已经成为急需回答的重大课题。

简介：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知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简介：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中,泰国、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使环境迅速地受到了破坏。泰国的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及大规模森林破坏等已从地区环境问题扩大到对地球环境产生影响。

简介：《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典》颁布十年来,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正效果,负效果却频繁涌现。原因是《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典》的法律定位不当,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缺失,社会未形成普遍的遵法守法机制,官僚寻租与腐败严重,未建构起公民普遍参与的森林治理体系,最终导致违法采伐持续不断、森林火灾频繁发生。俄罗斯虽在政策和行政上采取了补救措施,但若没有森林资源保护法制的根本性修改,依然难以取得最佳效果。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在森林资源保护法制建设上,也遭遇了与俄罗斯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在当下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及时调整法制结构,确保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

简介：本文旨在分析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保护结构。首先，本文描述印度尼西亚工业与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情况。印度尼西亚的工业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一直都符合自由化支持者的以下说法：“顺境势必产生坏政策，逆境势必产生好政策”。其次，对有效保护率的分析表明，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更加自由化了，特别是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其它特惠贸易协定等国际性，地区性承诺，也促进了制造业的自由化。三，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贸易自由化比泰国更快，而且可能赶上了马来西亚的贸易自由化速度。

简介：

简介：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简介：近10年来，俄罗斯积极完善国家政策，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方面实施渔业资源的法律保护，形成了由政策和战略构成的诱导机制，由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则构成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渔业资源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维护了国家利益，保护了渔业资源，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彰显出渔业大国法制化风范。但俄罗斯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缺乏一部起基础作用的基本法，法律调整滞后，难以取得最佳效果，加之渔业监管受官僚作风和腐败的干扰，渔业资源保护法治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简介：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管理手段,也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采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一方面作为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工具,政府采购可以发挥保护国内民族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采购透明化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涉及有效保护政府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政府采购必须考虑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安全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对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美国政府采购拥有完善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其经验对我国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简介：“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

简介：<正>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尽管与西方发达家国相比,东南亚各国青少年犯罪还未达到严重恶化的程度,但仍然为东南亚各国所担忧。那里同样存在着犯罪年龄相对提前,手段恶劣,团伙作案,再犯罪率高等趋势。因此,东南

简介：一些国家在由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各种暴力与冲突。由于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政府的信誉与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从而损害了民主转型的前景。阿富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特别是2009年的总统大选表明，恶劣的安全状况已经影响到民主的运作和信誉，这体现了一个困扰许多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困境：没有人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民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一种失序、动荡的过渡期中反复纠缠，民众的不安全与无效的政府成为一对相互催生的恶瘤。西方的武力干预容易推翻一个旧政权却很难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其造成的权力真空加剧了人的安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紧张。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但民主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安全基础上去构建，无视人的安全去追求民主，可能反过来有损于真正的民主进程。人的安全视角表明：安全在价值序位上是高于民主的，也是民主生成的前提性条件；有一个能够保证人的安全的有效政府，是国家顺利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