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受“震网”病毒的网络攻击之后,网络安全议题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中迅速升温。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网络空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划分为黑客攻击、有组织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国家支持的网络战;一般来说,从个人到非国家行为体、再到国家行为体,它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逐级递增。但无论是哪一种网络安全威胁,它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害都不容低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以保护本国的关键设施和网络安全。一些国际组织也将网络安全纳入合作的议程,大力推动成员间的网络安全合作。从未来的趋势看,网络安全将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共同挑战,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但是考虑到网络空间治理仍是一项新兴议题以及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必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简介:“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是整合沿线各国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视角.本研究从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互补、历史文化互通和合作前景利好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提出了由国际旅游合作走廊、国内旅游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和丝路国际旅游港构成的“一带一路”区域旅游合作空间格局.在现有多边合作组织的作用下,“一带一路”区域应在旅游政策、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交流、旅游投资和旅游客流等领域加强旅游合作,发挥并加强以政府宏观主导、旅游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引导的积极作用,实施日常工作机制、政府协商机制、投资促进机制和应急处置合作机制.
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简介:在西方社会家庭观念日趋淡化,家庭组织日呈崩解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则坚持亚洲社会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儒家文化传统),大力宣传家庭的价值,强调家庭的意义,促进家庭的功能.1992年,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正式将'家庭为根'确定为新加坡人所应奉行的'共同价值观'.1998年,新加坡理工学院商业行政系对801名新加坡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近90%的受访者都认为家庭是建立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实际上,'家庭为根',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的理念或共识.这里,我们将从家庭功能和家庭本位两方面分析新加坡'家庭为根'的具体内涵.
简介:"冰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亚欧、亚美的洲际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框架,更是北极暖化背景下催生的重大战略构想,其鲜明的地缘空间特征,必然依托于战略支点的鼎持。"冰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既是洲际经济互补的必然要求,更是大国战略资源投放的重新布局。格陵兰作为大西洋与北冰洋的战略要冲,是唯一连接亚欧、欧美环北冰洋航道的枢纽地区,同时具有极强的经济发展潜力,是"冰上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战略支点,已经引起各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当前格陵兰的独立化倾向,将是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最大变数。格陵兰政府选择的"渐进式独立"道路,不仅是由于自身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妥协成果,也是一种从丹麦公民到格陵兰公民的心理调适过程。
简介: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简介: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盏、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