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以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作者首先以层次分析法梳理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即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其次,阐释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简介:引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华人组织机构激增。在菲律宾,1981年116个华人宗亲团体中有72个是1945年以后建立的;1976年172个同乡会中有138个是战后组成的。造成组织机构激增的某些因素是海外华人社会的日益繁荣和文化危机意识。虽然繁荣为建立和维持组织提供了财力,但这些组织也被看成是凝聚和文化灌输的工具。菲律宾的情况正是如此。但不同的是在这类组织的激增中依然存在着拥有全社会网络的“护侨组织”。1954年以来这些组织中最主要,最有权威的是非华商联合会总会(“商总”),它不仅是个工商业社团的联合组织,而且被认为是菲律宾华人利益和经济权力最集中的代表。商总拥有的团体会员包括全菲从东北部的吕宋到西南隅的棉兰老的55个商会和85个分会,它的存在赋予菲律宾华人社会一种具有凝聚
简介:中国与东盟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刻广泛,并且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建立和推动地区互联互通、对接合作是中国和东盟的实在愿望。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东盟各国发展战略起着积极性意义和务实性作用。在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一带一路”与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建设能够争取众多机遇,同时也避免不了种种困境与挑战。中国与东盟应该尽力、诚心寻找办法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提高信任,迅速促进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达成“互联互通”目标。建设富裕、发达、对接、稳定、和谐的地区是中国及东盟的渴望,也是区域和世界全面合作所需要的环境。正在发展中的越南更需要与中国及东盟各国扩大促进友好、有效的全面合作关系,这都有利于越南在革新之中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期望。
简介:越南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很低,国民生产总值仅113亿美元,人均约180美元。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1%,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越南过去大量接受中国、苏联等国的援助,较为重视工业发展,整个经济技术发展的水平,要高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1986年越共六大以来,又实行较为全面的经济改革,确立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次序,经济机制逐步转向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机制,经济上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多年来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和长期反华侵柬造成的严重恶果,越南经济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