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对2008年7—9月相关材料的评估,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中美关系变化为平升降,由1.1先升为1.2,再降至1.1,布什总统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使双边关系上升,但是9月两国围绕宗教问题和达赖问题发生纠纷;中日关系变化为升升平,由1.7升至1.9,期间两国首脑会晤使双边关系上升;中俄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8,主要外交事件为两国领导人在八国集团会议和北京奥运会上的会晤;中英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2,期间两国高层多次会晤;中法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6,法国总统萨科齐8月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双边关系回暖;中印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4,期间两国围绕取消对印度的核出口限制一事略有龃龉;中德关系变化为平平升,由5.6升至5.8,两国高层互访推动双边关系改善。预测组于2008年7月所做预测的准确率平均为86%,分值误差平均为0.03。
简介:在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时,我们将双边关系的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别:敌对、非敌非友和友善。每一类别依照程度再分为两个等级,共计六个等级。敌对分为对抗和紧张两等,非敌非友分为不和与普通两等,友善分为良好和友好两等。六个等级对应的分值范围分别是:对抗(-9--6)、紧张(-6--3)、不和(-3—0)、普通(0—3)、良好(3—6)、友好(6—9)。每个等级再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水平,正值与负值的低、中、高等水平方向相反。例如,在良好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在紧张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每个水平再分为十度,每一度的分值为0.1。
简介:学界普遍默认朝鲜对外政策难以预测,因此大量研究始终停留在“事后”诠释的水平,缺乏预判性、前瞻性研究。作者挑战了这一成见,建立了关于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行为的短期预测模型。通过以2006~2018年朝鲜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为数据集,以每月的数据作为一个数据样本构建最优特征集,应用朴素贝叶斯方法,建立了朝鲜核行为的预测模型。经过测试,模型对朝鲜历史行为的“预测”整体准确率超过80%。预测效果良好,且模型具有稳健性。根据统计结果建立的预测朝鲜核行为的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时段实时监测朝鲜核动向。为解决报道搜集相对滞后的问题,运用SARIMA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模拟补全出未来六个月的特征集数值,估算数据在统计上具备可信性,预测准确率高。研究发现,朝鲜核行为远非外界印象中那样无章可循,事实上,朝鲜在相当长时间段内的核行为呈现出高度稳定的模式化倾向。即使像朝鲜这样信息极度封闭的国家,采用适当方法仍然可以对其行为做出较准确的预测。这种建模方法能够为发展关于国家行为预测的一般方法提供启发。
简介:对于最终裁决,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它将会是一份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中国坚持仲裁庭对案件无管辖权,其做出的裁决非法无效,对中国不具有拘束力,中国不会承认,更不会执行。菲律宾和有关各方则坚称既然中国是《公约》的缔约方及案件的当事国。仲裁庭所做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裁决均对中国具有拘束力,它们也会借助所有可能的途径、采取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以期逼迫中国承认并执行裁决。针对这一形势,中国外交部门已经广泛寻求并获得了不少国家对本国南海政策的支持。显然,裁决出台后,中国和菲律宾及有关各方将会围绕该案展开新一轮的外交、舆论、军事对抗,南海冲突势必随之升级。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简介:本文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何处理与其它政党、社群组织和普通选民的关系和社会控制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制度设计上,它是一个存在一定程度多元制衡的一党独大的以行政为主导的软权威主义的政体。在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方面,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对其严格限制和控制,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摒弃在国家权力之外,另一方面则保证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发言权,以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见。在处理与社群组织和选民的关系方面,其基本原则是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纳人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实行一种具有多元利益表达和一定民主性的、提倡体制内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人民行动党在联系群众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尤其是这种机制不是一味迎合人民群众的眼前需要.而是着眼于其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