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争端反映的是国家之间在对地球空间产权私有化过程中的分配矛盾。建立在私有化分配方式基础上的领土主权争端已经成为威胁国际稳定、阻碍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应对领土主权纷争的传统手段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争议领土公地化为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纷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通过订立维护领土公共性功能的国际条约、创设有效的多边协商机制以及强调多元行为体的共同参与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将争议领土公地化,从而克服由私有化分配方式制造的困局。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运用公地化策略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纷争的成功实践、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国际社会应对南极洲主权争议的"冻结主权"原则的实践,中美洲三国对丰塞卡湾的共同行使主权。这些成功实践既涉及地球特殊空间,也涉及一般化的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通过对国际社会中成功实践的考察,探索实现争端领土公地化的关键要素,有助于丰富应对领土主权争端的思路和手段。
简介: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娜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简介: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简介:就世界体系思想而言,1500—1800年间的东南亚地区已被西方力量强行“嵌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外部领域,正处于朝贡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两种世界体系相互竞争、利用与共存的复杂历史时期。本文试就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简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2001年提出至今,尽管在实践中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但理论上的论述依然采用了西方学者关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框架,缺少国内的理论独创。新华社记者杜新先生出版的《关联经济:一种新的财富视角》一书,提出了关联经济原理,并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关联经济原理在研究的出发点、原理内容和检验结论上都存在着自身的特色。该原理的提出为致力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模式。本文主要对《关联经济:一种新的财富视角》一书进行评价分析。
简介: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简介:侨批贸易是以侨批的汇寄为主要业务,是一种集商业贸易、金融货币、政治经济、交通运输、人文信息等为一体的多重性综合服务行业。有些研究认为侨批贸易是一种现代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侨批贸易依赖于对非个人化规则体系的信任,而非一种依靠文化或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这种体系中侨批商人通过有效的经济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本文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寻找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认为现代是一种多元的而非模式化的概念。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尤为明显。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至少在一些时期和环境中,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