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可能的合作要少”。

简介：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自伊朗核问题白热化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层层加码，从小规模禁运逐步发展为金融、贸易、能源和人员等多领域制裁，并施以网络攻击、军事威慑、意识形态宣传等各种手段，以期阻止伊朗开发核武器及支持恐怖主义、甚至改变伊朗政权性质。目前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达到了最低目标，即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认真参与对话，但难以实现“防扩散”的中级目标和“政权更迭”的高级目标。在奥巴马任期内，动武选项已基本被排除，除制裁外美国并没有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改弦更张的更好手段。因而即使效果有限，美国仍将继续依赖制裁手段对伊朗施压。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欧盟安全政策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部安全政策涉及到欧洲国家之间的行为，而外部的安全政策是指欧盟对其它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政策。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东北亚安全态势及走向田培良一、当前东北亚安全形势特点进入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国都在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调整外交政策。东北亚这一次区域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年多的演变，其安全形势呈现出如下特征：（一）地区安全：总体趋缓，隐患犹存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总的安全形势已大...

简介：战争性质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导致安全关注焦点逐渐转向人类安全.2003年和2004年的两次全球性大规模传染病,再次将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但由于"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过于宽泛而且含糊,决定了它不能真正成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外交指导原则和学术研究范式,而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一项参照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思考方面.也正是这一原因,人类安全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某些目的的有效工具.鉴于人类安全观存在的重大政治与伦理困难,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安全需求的安全观念或许应当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

简介：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

简介：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简介：一、引言本文目的是评定印尼粮食经济今后能否借助农户技术效率的提高来增大生产效益。下面我们将检验关于种值水稻和杂粮作物(木茨、花生和豆类)的印尼农场抽样样本的技术效率。此外,我们也将评估技术效率、农场规模和农场位置的关系。

简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石油资源不足已成为威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建立起"三位一体"的石油供应体系,才能真正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建立起强大、可靠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简介：今年2月17日，伊拉克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导致逾百人伤亡。2月18日，“基地”组织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目前，伊拉克马利基总理领导的什叶派政府与逊尼派、库尔德族等教派纷争激烈，叙利亚危机外溢效应凸显，伊朗等外部势力对伊拉克负面影响持续，“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等极端势力重趋活跃。但是，伊拉克马利基政府仍控制着国内军警力量，伊拉克未来局势尚不致失控。

简介：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战略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多次粮食战略的调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国的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的是波动式增长的趋势，这种增长与中央粮食战略的调整均有一定关系。国家粮食战略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从互助组到统购统销、60年代的进口粮食缓解粮食危机、70和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1世纪初期至今的从取消农业税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粮农种粮的相对收益较低的结构性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国家层面加大投入资本和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多次聚焦“三农”问题，始终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凸显了国家在协调粮食政策运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中共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只有保住“安全口粮和放心粮”，才能保证中国到21世纪中叶顺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简介：当今世界,国际核安全形势复杂而严峻,核扩散风险、核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核电发展带来的诸多安全挑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需要中美等大国协调应对,解决核安全管什么、谁来管和怎么管的现实问题。习近平主席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核安全列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之一,并在2014年海牙核峰会上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核安全观,明确了未来国际核安全合作的方向。值此2016年核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之际,《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多角度探讨国际核安全问题,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层思考。

简介：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待经济安全的态度上,表现出既重视又不重视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历任总统都明白无误地强调靠经济的规模和实力来作为美国的最后防线,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内经济是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较少使用经济安全一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罗赛蒂(J.A.Rosati)的话来说,就是属于“低级政策”之列;一方面,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时,常常用来达到经济安全目标,特别是不少对外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典型的经济安全政策,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正式制订过一个系统和明确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这一矛盾现象是了解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