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印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自2008年提出“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以来,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加侧重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安全纽带”,即围绕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展开。这表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多是从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考虑,并未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核心关注。这提示中印两国应加强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和技术合作,依托印度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在印开展绿色产能合作,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积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
简介: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经10年有余,已成为双边关系中颇具潜力的重要方面。中欧在气候议题领域的合作呈现出机制规范化、主体多层化以及内容专业化的特点。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稳定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更能密切双边贸易合作进而增进战略互信。但是,这一合作也存在不足和问题,比如合作机制出现“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分野,双方关于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分歧见诸“非对称性碳排放”贸易格局和“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技术转移问题、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资金”注资等问题。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欧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增进气候领域的合作,并增进相互理解,以推动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
简介: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更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结合之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三大淡水资源“储存库”,气候变化会加速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地区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使地区性洪涝灾害增多,水治理难度提升.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会产生连锁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效应,不仅影响高原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而且影响中国的海外水电投资,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水利“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对此,中国应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维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动态的深度调查与持续性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高原地区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
简介: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简介: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简介: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旅游发达国家,旅游业是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典型的入境旅游国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本文基于新加坡入境旅游2005~2015年数据分析,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年际集中指数分析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研究入境市场中旅游者消费行为选择。结果表明:新加坡入境旅游市场客源地地理集中指数位于31%~35%区间,且变化较为稳定,旅游客源市场较广;入境旅游季节集中指数R值位于0.5~1区间,客源地年际集中指数位于0~4区间,表明旅游客流的季节变动强度较小,客源地游客年际变化较小,入境旅游市场客源量较为稳定;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多样性,旅游购物和奢侈品消费的支出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