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一场历时十多年的战争接近尾声及美国预算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美国防部正在削减用于发展和采购现代化能力的投资。目前美国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军事支出的“下降周期”,其深度和时间长度均不确定。然而,此类投资预算过去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下降。从短期看,那些果断地利用今日现实,而不是“更少同样”做的公司将会得到回报。从长远来看,下降周期十有八九要发生逆转,当作为军事现代化所必须的新项目和投资波出现时,适应下降周期的企业将处于更有利地位。确定在行业中的定位以制订更多负担得起的任务解决方案、寻求新的增长点、积极重组业务,是行业和政府面对下降周期采取的主要策略。
简介: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东海问题等,磨擦与争议不断。学者们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或“政冷经凉”者有之,称中日关系“恶化”者也有之。如何评估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与症结何在?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这些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不但事涉中日两国,也事关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有鉴于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2006年3月23日举办了“当前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战略”研讨会,邀请在京十多位国际问题及日本问题专家就中日关系现状、前景与症结及中国对日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飨读者。
简介:"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威胁。IS的产生既与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也与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困境相联系。美国是打击IS联盟的发起者和主导者。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逐步"解放",IS将面临着覆灭。但恐怖主义威胁并不会消失。至此,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将进入后IS时代。后IS时代,IS曾经所精心营造的"内线"与"外线"战略将全面发挥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就后IS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根除恐怖主义威胁表明态度,也没有清晰的战略宣示。兰德公司在结合美国以往打击IS的实践基础上,系统梳理美国在打击IS时的不足,提出要根除IS的根源性问题,就要实施法制稳定战略。法制稳定战略认为要绝对消除恐怖主义是不现实的,要利用公民和组织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国家安全,军事力量仅仅是一个手段,而不是全部,重点在于营造一个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的环境。相比于以往美国以军事打击与民主改造为主要战略实施手段的模式,该战略更具综合性与开创性。但是该战略的提出仍是以维护美国核心利益为切入点,没有充分认识到该战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潜在困难,也没有认识到美国中东利益与伊拉克、叙利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不足在揭示美国打击IS战略困境的同时,也指明了其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介: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对能源安全概念进行“范式转换”,即能源安全不仅要包括能源供需矛盾、能源供需网络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而且要与环境安全、水安全相结合,形成“广义的能源安全”概念.当前,一系列新因素正在使国际能源格局和能源范式发生重大变化:福岛核电站特大事故严重影响了全球公众对核安全的信心,今后世界各国发展核电会更加谨慎;可再生能源日益发展与普及;气候变暖正在改变能源资源与环境资源相加的自然资源“总格局”;非常规油气资源日益开发、天然气地位上升以及美洲能源供给新轴心崛起;“可燃冰革命”及海洋能源进一步开发.在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安全既面临风险,又面临机遇.今后日本能源安全战略的动向主要是:坚持发展核电,但会更加谨慎稳健;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增大天然气的比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大力开发可燃冰等海洋能源资源.此外,当前日本政府错误的周边外交政策将成为日本能源安全最大的潜在风险,可望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权采取的鹰派民族主义政策,终将给日本惹祸,首当其冲的祸害对象就是日本的能源安全.
简介:基于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本文分别建立了以资本形成的金融相关率(SFIR)和货币深化的金融相关率(MFIR)为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分析中印两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简介: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旅游发达国家,旅游业是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典型的入境旅游国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本文基于新加坡入境旅游2005~2015年数据分析,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年际集中指数分析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研究入境市场中旅游者消费行为选择。结果表明:新加坡入境旅游市场客源地地理集中指数位于31%~35%区间,且变化较为稳定,旅游客源市场较广;入境旅游季节集中指数R值位于0.5~1区间,客源地年际集中指数位于0~4区间,表明旅游客流的季节变动强度较小,客源地游客年际变化较小,入境旅游市场客源量较为稳定;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多样性,旅游购物和奢侈品消费的支出有所下降,
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