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中韩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两国文化的和合共生。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有着以下主要特征:两国高层领导在此议题上高度良性互动,人文交流是主要纽带,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精英与主流媒体则是突出舞台。面对问题和挑战,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与文化交流方式有待改进,美国、日本的竞争与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等问题不容低估,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这个议题上的舆论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升级对韩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管控美日的负面影响,不刺激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优化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问题上的议程设置,化被动为主动。
简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简介:区域组织如何促进成员国之间密切合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本文以东盟旅游合作进程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分析东盟在缺乏霸权国家主导和硬机制运行的背景下如何形成集体行动,有效供给区域公共产品。东盟旅游合作的动力在于全球旅游竞争环境变化催生了东盟各国对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唯有依靠区域合作才能突破自身旅游发展瓶颈。本文对东盟区域旅游公共产品供给动力、合作机制建设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以东盟旅游部长会议为核心的协商一致对话合作机制、最大程度满足成员国旅游发展需要的包容性公共产品选择机制、以外部性特征为驱动的区域外国家渗透参与机制保证了区域旅游公共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但区域内国家发展程度不一、资金缺乏和旅游市场激烈竞争也削弱了旅游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信心。
简介:本文概要介绍当前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成因、特征、趋势及影响。从发达国家经济去杠杆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出发,分析了当前公共债务问题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私人债务与公共债务之间的关联、发达国家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选择,介绍了一些权威机构对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前景的预测,并分析了西方债务负担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长期影响。
简介: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简介:按照洛特曼的文化对话机制,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交流时,接受者接受外来文化通常要经过五个阶段。而且,要使对话能够进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18世纪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拉开了与西方文化广泛交流的序幕,这个时期是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第一阶段。到了19世纪反法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和个人意识空前觉醒,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是文化发展的大好契机,俄罗斯民族抓住了这一契机,贵族精英阶层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进而达到实践的文化自觉,促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高涨,迎来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这是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中间阶段,也是关键阶段。从此,俄罗斯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洛特曼所说的文化接受的最后一个阶段。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