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化安全是文化系统正常运行、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当文化安全受到由于技术和市场所推动的全球化威胁时,所造成的可见的后果是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娱乐化和商品化。与之相应的潜在的后果主要是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些都将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而只能导致文化的瓦解。文化安全既受到外源性因素,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威胁;也受到内生性根源,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原因的威胁。由于传播技术对文化的控制与垄断,威胁着文化多样化,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视觉化,对文化造成多种破坏,因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的物质根源。文化认同、文化吸引力以及文化传承能力是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本要素,它们关系着文化的续存和影响力。在全球共享安全背景下,对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促进不同文化间有意义的互动和共同发展。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安全合作中,普遍存在“多愿望,少行动”的现象。由于安全概念的泛化,国际社会几乎在所有安全问题上都表达出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但实际上,很多安全问题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的概念是基于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的一种预设的状态。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在议题性质的认定方面观点不一致,那么安全合作不可实现;反之,安全合作是可能实现的。在安全合作对象关于议题性质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安全合作主要受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两个因素的影响。如果安全合作的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小,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多,那么安全合作越可能实现;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大,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少,那么安全合作越难实现、甚至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在应对安全威胁的实践中,可以为有关部门在什么问题上合作、与谁合作等提供思路,使国际安全合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
简介:对于“伊斯兰国”是否会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如何,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存在诸多分歧。“伊斯兰国”通过招募中亚地区的人员和对各国的边界进行袭扰,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扩大其价值观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等方式,的确对该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不过,“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地面作战部队被限制在叙利亚-伊拉克境内,无法在中亚地区开展直接的攻击。此外,由于中亚伊斯兰特殊的发展经历,使“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该地区部分极端势力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或激励部分恐怖分子发起“独狼式”恐怖活动等。随着“伊斯兰国”的战场失利,部分“圣战”分子回流中亚,需要对“伊斯兰国”与中亚安全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更多关注,并尽早研究对策。
简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薤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简介: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