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简介: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简介:文章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与以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为衡量指标的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会促进各污染物的排放,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则会显著抑制排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有明显的滞后性,上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指标会造成下一年度的排污量变化,这种影响具有U形的特征,具体来看,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会使得各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有所减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排污量会相应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前期减少的程度.
简介: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简介:农村家庭女性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能否促进女性参与就业成为了一个经验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分析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和外出从业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将使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增加,但对外出从业时间影响不显著.使用多值分层匹配法(SSM)分析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在总体上对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影响未表现出明显异质性,但在农地转出倾向各层级内部,这一影响却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个体处理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外出工作经历、家庭负担系数、家庭人口个数等特征差异是造成个体处理效应异质性的主要根源.
简介:信息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以Internet使用为例,估计了信息技术的工资回报率,并探讨了其在农村和非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年龄、性别、教育、民族和婚姻等因素后,Internet的使用仍然能够带来约60%额外收入。其中农村地区约为78%,非农村地区约为38%。如果采用上网变量其他度量方法,或者采取趋势得分法(PSM),仍然得到基本一致的实证发现。这充分表明,信息化对于个人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与非农村相比,农村的提升效果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