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乡一城人口转移作为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是，由于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具有既不同于城也有别于乡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效应。通常认为，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即低于乡而高于城。但是，有关研究认为，我国乡一城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变为低于城市。对此，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然后对乡一城转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尝试性的推算，最后聚焦讨论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问题。

简介：通过对日法两国生育状况进行对比（法国1．98，日本1．29），挖掘日本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原因。两国都采取了政府干预的行政手段以及在实用主义的右翼政党支持下进行家庭政策改革，以期提高人口出生率，但是两国家庭政策的作用效果却不尽相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植根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它使得年轻夫妇若中断他们的职业生涯来抚养孩子需要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使得理想的雇员无法拥有太多的时间来安排家庭生活：同时假设并强化了一种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将女性推向非正规劳动力就业市场，迫使她们只能在“正规工作”与“生养孩子”之间做出取舍。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宁可选择单身并推迟结婚，也不愿轻易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

简介：本文分析了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指出它是一把双刃剑,同样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后果.为了既充分发挥低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又逐步消除或缓解其不良后果,一方面要适时地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选择适当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予以支撑.

简介：

简介：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仅用30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是政策力、经济力、文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力对生育率的下降起着推动力、导向力、凝聚力和鼓舞力的作用.在文化力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城乡育龄夫妇生育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且这种变化还远没有完成.

简介：本文通过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与人口转变历程的分析,探讨了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NGOs)对降低生育率的影响途径与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据此探讨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计划生育实践模式.

简介：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湖州市在人口发展中持续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工作如何再上台阶这一角度来加以考察、研究。

简介：本文基于对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5年间收入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两指标的变化态势的分析,揭示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生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低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不明显,总和生育率保持在4以上。(2)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大多数国家总和生育率集中在生育更替水平附近。(3)通过构建交互项发现,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政策的强弱有关。据此,本文预设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化的三种可能模式。

简介：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0年各地区总和生育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特大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各地区生育率的降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东部地区（包括特大城市）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的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明显。

简介：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简介：<正>“两种生产一起抓”,即发展经济、控制人口是我国当前的两大工作重点。整个80年代,这两项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经济面貌和人口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这10年里,我省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1981—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2.5%,位居全国榜首,与此同时,虽然人口控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22.82‰降至1989年的20.2‰,自然增长率由17.34‰降至1989年的14.54‰,但同其他省、市相比,我省的人口生育仍处于较高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经济高速度发展,而人口生育难以降低的现象呢?这里,笔者试图从我省的经济发展现状中找出影响人口生育的一方面原因。

简介：关于人口转变与生育转变的理论，人口学家曾作过许多不同学科角度的研究和探讨。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的过渡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的转变。而“生育转变”则不仅是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而且还包括生育作为三位一体的社会现象，所具有的数量、时间和性别特征的转变，即由以早生、多生和择生(生男)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育向以晚生、少生和生男生女顺其自然为基本特征的生育现代化转变。

简介：<正>时问:1989年4月24日地点:省政府礼堂出席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300多名代表和省直机关1000多名机关干部,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叶省长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重要讲话。

简介：

简介：<正>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城镇流动人口显著增多,加大了城镇、特别是小城镇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以广东河源县城关镇为例,一九八○年,全镇居民才31,000多人,到一九八五年激增到52,774人,五年增加了21000多人。由于各类人口进城增多,一时造成计划生育工作管理上的困难,超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和多孩的人数增多,节育率、一孩率下降。不但直接影响了城镇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影响城镇的正常社会秩序,群众很有意见。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简介：目前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农村人口存在着最为明显的二大特点：（1）人口基数大，人口数量的控制难度大。（2）人口素质不高，与城市相比人口素质差别很大。

简介：生育政策调整时机的选择折射了一国政府对人口内在规律的把握程度。本研究详细分析了深陷超低生育水平的欧洲和东亚国家生育政策调整时间与本国生育水平、人口惯性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低生育率持续20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引起足够重视,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较长时期执行才能显示出效果,而人口惯性为各国政府变革生育政策提供了判断的预警线,人口惯性为1.15进行调整比较理想。“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构建友好型生育政策体系、提高生育率的战略窗口期,否则将面临生育率失去弹性、人口负增长惯性强化的双重危机。

简介：新世纪之初，在我国人口出生率已控制在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对于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人们有许多的设想与思考，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面人口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认为人口数量的压力仍很大，人口工作只能着眼于人口数量的控制；一是认为人口数量已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低下的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已上升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应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去；还有一种是比较科学和比较全面的。

简介：<正>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口基本属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1949年底,我国大陆总人口为54167万,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87年总人口增至108073万,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68.5岁。38年间人口近乎翻了一番。除1959—1961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急剧回升外,1949年到1981年,一直呈逐年下降趋势。在高出生率持续稳定,死亡率下降的条件下,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是我国第一次及第二次生育高峰中大部分年份的显

简介：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稳定低生育水平，探索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路子。绍兴市是国家计生委确定的全国16个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市之一，笔者就绍兴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改革实践、与新时期工作要求存在的差距以及今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调研，以期为完成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