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讨论关于《实践理性批判》中“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一章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机”是否为实践理性批判引入了某种心理学的机制从而造成了这项批判的不一致。对此，笔者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实际上是指理性法则规定行动时，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具有的整体状态。我们既不能将其看作是道德法则规定行动时依赖的心理因素，也不能将其看作是理性的法则依据因果法则在主体中产生的经验心理学的后果。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道德法则作为动机”与“道德情感或敬重作为动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在整体状态的观点下，道德法则和道德情感可以被看作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理性法则规定意志时的不同方面，它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一致性。由此，我们也可以将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的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纳入到统一的理解之中。第三个问题是处理《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中“动机”含义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动机”一般是指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专指理性法则成为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时我们作为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所处的状态。这些著作在“动机”的使用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简介：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第一版发表于1918年,修订新版发表于1923年,后来,作者把这两个版本分别收录于自编全集第16卷和第3卷中,足见其对这部作品的高度重视和偏爱。《乌托邦的精神》一书被誉为20世纪初哲学表现主义的代表作。从风格上看,这部作品具有气吞山河、狂放不羁的狂想诗特征：语言晦涩、风格怪异,宣泄主观精神,描写直观意向,传达弥赛亚的预言,揭示了永恒神奇的心灵内涵;从主题上看,这部作品反对战争、强权和剥削以及现存社会制度对个性的压抑,热情讴歌人类觉醒和黎明,主张人性复归和道德重建,提出了＂心灵、弥赛亚和启示录＂的口号。

简介：约纳斯认为,有三个特征把动物的生命与植物的生命区分开来：运动、知觉、情感。动物生命的最大奥秘就在于它在直接的关注和间接的满足之间所能够维持的缺口。出于这一居间状态的原则,动物的运动、知觉和情感都涉及主体-客体的分裂。这一分裂处于整个动物性现象的根基处,也处于动物离开生命的植物模式的根基处。约纳斯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理解这一分道扬镳的性质。

简介：路·德·福斯和彼得·琼格斯在本文中分别讨论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和“信仰”概念。福斯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是耶拿时期在谢林的影响之下开始提出并成为哲学的主题的,他后来的逻辑学和哲学都是关于理性的科学,只不过前者陈述的是理性本身,而后者陈述的是理性的现实性。琼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信仰”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一种否定性含义,指的是一种直接的、主观的认其为真,它与间接的、客观的知性认知相对立;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它开始获得一种中性含义,即指精神的见证,它是信徒与信仰根据之间的中介。

简介：对于悲剧的本质,古代亚里士多德有所谓的＂过失说＂,近代黑格尔的＂伦理冲突论＂、叔本华的＂意志原罪＂、尼采的＂酒神精神＂说,都曾经盛极一时,还有的人对悲剧的必然性从命运观和外在的偶然性来解释,但这些都经不起具体悲剧作品的检验。本文在对所有上述观点质疑之后,从几部典型的悲剧作品出发,尝试将悲剧主角的行为分为被动的悲剧行为和主动的悲剧行为,从中归纳出悲剧的普遍规律,并指出,被动的悲剧行为在更高层次上被归结为主动的悲剧行为,悲剧必然性不是不存在,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更不在于人自身的过失或弱点,而恰恰是人身上的有价值的东西由于人的自由意志而导致的自我毁灭,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最高级的必然性即自由本身的必然性。悲剧人物处在特定的＂悲剧困境＂中,由于执着于自己的意志而导致不幸的结局。本文最后澄清了对悲剧必然性常见的几种误解,并探讨了各种悲剧学说对苦难意义的理解。

简介：前期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和意谓概念非常关注,该对概念的正确理解对于把握其语言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围绕学界对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该对概念的翻译问题出发,分析和比较弗雷格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这对概念的理解之间的差异,并同时勾勒出前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这对概念理解的思想变化过程,分析清楚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命题具有意义,只有名字具有意谓的原因,最后阐明和揭示前期维特根斯坦意义图像论中的命题如何具有意义的逻辑和语义根据。

简介：康德的直观理论是由感性直观、想象力和智性直观三个层次构成的。直观在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道德哲学的著作中,康德明确拒斥了直观的作用,这种拒斥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中。然而直观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仍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康德借助于类比和象征,用可直观之物来表现不可直观之物。从象征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康德提出的＂德性义务的图型＂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康德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性（Personlichkeit）则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当我们把人性置于人格中来考察时，由于人格本身的跨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人格是使一般人性被提升到人格性的本源的要素，它使人不仅具有此岸的主观目的的价值，而且具有彼岸的、理知世界中的绝对价值；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目的公式要求我们在把人性当作手段的同时记住有一个最高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所谓人的“本性”（Natur），一个是指人的自然性、自然本能，一个是人性的本质，其中包括理性能力，也就是自由地设定目的的能力。但人性只是理性设定一般目的的能力，人格性则是特指理性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人性与人格虽然都具有双重性，但人性还属于此岸世界，而人格则通过人格性跨入了彼岸世界。如果没有人格或人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仍然只在于人是“高级动物”，而不具神圣性和崇高性。目的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应该指把行动者的本体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考虑在内的人性，是一种从两界统一来看的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完善化的可能性的人性。所以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两类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一般的目的，即主观目的或相对目的；另一类目的是单凭理性给予的目的，即客观目的或绝对目的，又叫作“自在的目的本身”，这类目的没有掺杂感性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这样一类的客观目的是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人格中的人性一方面具有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自�

简介：情感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既重要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本文致力于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情感进行一个全面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并为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角色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位。基于康德道德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康德道德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道德形而上学的酝酿阶段、奠基阶段、完成阶段和“应用及扩展”阶段。在酝酿阶段,康德的道德哲学尚未成熟,哈奇森和卢梭先后对康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面三个阶段都属于成熟阶段,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里,康德道德哲学的目标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要类型的情感被突出出来,服务于该阶段的目标。与此相应,成熟时期的康德道德哲学中有三类情感,即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主要是敬重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包含良知、爱、同情和友谊;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又包含三类:其一为本身与道德情感相类似的非道德情感,比如审美情感和宗教上的虔敬;其二为本身具有两面性的非道德情感,比如荣誉感;其三是本身在道德上为负面的非道德情感,比如权力欲和激情。

简介：在福柯看来，康德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有限性奠基于先验的层次而翻转了先前在有限性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意义。但福柯却将先验主体置于生活、语言和劳动这一经验背景中。跟福柯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康德通过转移到先验层面来克服经验有限性的尝试看作是康德之批判的（失败的）核心。他们都认为，康德在《人类学》中将对人的有限性问题的三个批判性考察重新置于中心，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一点上却大相径庭：福柯认为基于人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海德格尔则认为是康德在人的此在面前的退缩。于是他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补救策略：或者寻找一个对先验有限性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相对化的非人类学方式，同时保留其基础性的视角，这是作为历史先验性研究的考古学的目标；抑或重新定义人的有限性自身，从而避免那种困扰着后康德哲学的经验一先验的混乱，并因而提出一种对生存的全新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有限性？福柯认为，康德的人类学的有限性是一种经验性的限制，但是也可以放到先验的立场上来了解，但这就与起源概念相矛盾，导致先验的有限性反过来取决于人的种种经验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盲点”，它能够使认知成为可能，但是无法从本质上被认识。关于起源的人类学悖论就是由于人自身的矛盾：起源只能通过经验时间来发生，但是时间自身的存在又必须被归因于先验主体。生命、语言和劳动不只是知识的对象，它们在人的先验有限性这一基础性的背景下被如此这般地给予，哥白尼式的逻辑被人类学转向所击败。是否可以认为福柯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暗示，即基础存在论能够在有限性分解之外提供给我们一个选择？通过基础存在论克服胡塞尔的先验现�

简介：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可谓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的核心观点看作一种＂知识论＂的观点：什么样的知识是有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建立在一种＂意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一种有效的知识就是那些有意义的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那么,有意义的命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意义证实原则。本文认为,从石里克对证实原则的阐述出发来分析,一个非常流行的对＂证实原则＂的反驳并没有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有力,因为该反驳在论证形式上是有问题的。

简介：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做了明确划分：法权义务是可以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义务,德性义务是不可以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义务,而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强制的义务。在本真的法权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之间,有一种把法权义务本身当作内在动机的＂有德性的行为＂,康德有时称之为＂伦理义务＂。但中义的伦理义务同时包含了这种居间的伦理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广义的伦理义务甚至包括了作为间接伦理义务的法权义务。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自我完善）和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他人幸福）属于德性义务（本真的）;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不得害人）属于法权义务（本真的）;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不得自杀）难以简单归类：作为与意志规定的目的或质料无关、只涉及纯粹形式的义务属于法权义务,但作为一种自我强制的义务又属于德性义务,它似乎既属于又不属于法权义务,既属于又不属于德性义务,但康德最终还是把它放在德性论中阐释。在本真的法权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之间,有两种义务难以简单归类：一是把外在的法权义务变成内在动机的＂有德性的行为＂,二是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

简介：自然权利学说式的国家其政治计划是由洛克给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所有人都同意为基准的“契约国家”；而其经济计划是由亚当·斯密给定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经济市场。该国家承诺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形式的自由”的批判及对当时英国现实的五个问题的考察，发现它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反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简介：本文首先要探讨的是,布伦塔诺如何尝试根据存在之类比的学说这一线索,来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展开系统化。对存在者及其多重含义的追问集中于范畴分析。海德格尔对布伦塔诺解释中的这一决定性要点的解读,是极具批判性的。他的批判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对传统判断理论(作为真理的位置)的解构,然后是对存在(ousia)的时间性解释,最后是存在的真理含义的明确提出。与布伦塔诺不同,海德格尔尝试以一种源初的发生方式揭示范畴的发生行为,这取代了布伦塔伦提供一种“范畴系谱学”或者一种“范畴演绎”的尝试。自此,重要的是,将构成希腊之现成范畴的背景的原初经验加以突出:希腊存在论的源始规定是从制作(poiesis)范畴中派生出来的。同时,要批判性地探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阐释的可能性和界限。

简介：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有学者将其视为与三大批判同样重要的＂第四批判＂。但相较于康德的知识论、道德哲学和美学等思想,康德的历史哲学受到的重视依然不够,这是与其重要地位很不相称的。康德的历史哲学并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而对其进行的专门论述,而是康德目的论思想的具体表现。康德正是通过历史哲学阐明了作为理性自律的普遍法权和道德在受制于自然因果必然性的人类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以法权和道德为目的的先验历史观是康德完成自己关于理性的建筑术构想、最终统一自由与必然的关键环节。

简介：在词源学和哲学的视角下,文章首先分析和引证了＂gemein＂为什么会是＂下流的＂＂无耻的＂,阐述了没有个性和下流无耻的关系。文章力图借助词源学的方法揭示出,杰出就是意味着对起规范作用的边界进行挑战和游戏;而真正的天才总是可能冒着被时代误解的风险。

简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两种国家政治模式,即机械模式和有机体模式,这种隐喻并非单纯着眼于修辞学上的效果,而是着眼于其哲学上的造型功能,甚至是哲学思考和言说的本质。后世哲学中的＂概念隐喻＂在康德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帮助建构他自己全新的哲学思考。类比思维不只是达到语言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正规的哲学思维方式,它表达的是无法用逻辑规则来限定的哲学思想。图型法和象征论在康德那里是把概念和直观联结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虽然后者被当作前者的补充,为的是在涉及理性概念（理念）时补知性范畴（概念）的图型之不足,但它本身也成为建构一个超越于认识论之上的哲学领域（实践哲学和美学及目的论）所必不可少的枢纽,它在理知世界的原则无法使自己显现为直观的情况下,以现象上可了解的方式得到了描述。类比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被采用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类比的＂模型＂代替了＂图型＂的作用;而在《判断力批判》中,有机体和自组织的概念为政治哲学中的那些理念提供了实在性的证据和理论的支持。康德在自然机械产物、人工制品（艺术品）和有机体之间所做的区别使政治实体在等级上凌驾于自然物之上,并通过将有机生命的合目的性原理转用于政治体制方面,而论证了民主共和体制对于专制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不在于那种外在表面的政治形式,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康德的身体政治学也不同于古代由一部分（头脑或心灵）支配其他部分（肢体）的身体政治学,而是主张每个平等的成员都先于国家,而国家同时也先于每个成员,它既不是回归古代的整体主义,也不是后现代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指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进步方向的。

简介：本文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开端的分析出发,梳理出二者对笛卡尔前提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证明二者的批判实则将笛卡尔开端中的“我思”理解为独立奠定表象世界秩序的反思性实体。面对误解,笛卡尔的文本足以为自己辩护。“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有限且不完满的开端,文章通过论证这一开端的有限性,“我在”和由此构建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试图说明笛卡尔对自我的发现及这一发现的意义,并就笛卡尔所建构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