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章。管子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发挥着重大作用。1909年，清政府和立宪派忙于“预备立宪，维新国政”，著名学者梁启超把目光投向管子，为管子重新作传。梁启超从史学家的责任和精神出发，认为管子在先秦时就已经初步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从而将管子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置于近代民族危亡的环境下进行解读。

简介：

简介：【导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目的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关乎“存在”等形而上学问题，而且还与“实践”和“德性”等概念密切相关。然而，随着西方哲学在今日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目的论”问题再次引起了哲学家的反思。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另一些人则指出，现代性危机恰恰是对传统哲学背叛的产物。这些观点见仁见智，本身并无高低之分。而从思路上看，它们一般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重读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重新阐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而柏拉图带有浓厚隐喻色彩的“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推理严谨的“目的论”交相辉映，彰显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思辨魅力。

简介：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理论模式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啊，但自启蒙运动后衍生的西方现代文化开始解构和否定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含义是：通过对本性论的肯定，把世界、历史、文化都收在一个目的论的框架里面，然后用充分实现来揭示这个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把价值及其实现定位在个人的行为中，认为理性的现实即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