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简介:《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欠、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惊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一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
简介:庄学家们或将《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理解为庄子笔下象征最高精神境界的逍遥者形象,或将其理解为系列有待者中的一个阶梯,这些分歧的解决端赖于《逍遥游》各环节结构关系的理解和鲲鹏寓言在《逍遥游》中地位的界定。本文即由此争议出发,分析了种种分歧背后的根源,讨论了这种种理解的误区所在。文章进而提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文献理解方式,将鲲鹏寓言重新定位为《逍遥游》的引言,其意义在于兴发出“小大之辨”。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阅读《庄子》内七篇的义法:在注重获得庄子整体理解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各个不同语义层次文献的相对独立性。每一语义系统的意义应该首先在其系统内部推敲、寻求;任何来自此系统之外的意义要想安放到此系统的理解中,都必须和系统的语义无矛盾;一旦发生矛盾,首先应该作出调整的是来自系统外的理解。
简介:长期以来,学界较多注意到了来知德的易学贡献,却少有人关注和阐发来知德的儒学思想,遑论来氏学术的整体逻辑。事实上,来知德首先是一个儒学理论上颇有自得之处的大儒,其次才是卓有建树的易学大家,而贯穿其儒学和易学的理论基础则是太极之学。来氏太极之学以理、气、数三概念为基础展开哲学建构,简言之,理为本体,理不离气,有气则有数,理气数结构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太极之学进入来氏儒学论域,既以理、气、数解释宇宙、社会和人生,又以理气存在论为基础展开理欲之辨,进一步提出格物克己、躬行明德的修养方法,并指出天理流行境界为修养归宿。太极之学进入以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和来氏义理易学为基本构成的来氏易学论域,太极之理成为来氏义理易学的目标和归宿,太极之气成为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的基础,太极之数(象数)成为来氏易象学的建构基础和基本内容。而从思想渊源看,来氏太极之学整合并发展了邵雍太极观和朱熹太极观,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简介:论文从易学起源、易学本质、象辞关系、象理关系论述了来知德以易象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来知德易学提出易起源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立象系辞、假象寓理,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批判了王弼和宋明儒者重理不重象的倾向。来氏的“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主宰者理”,是言理主宰世界一切,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的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象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