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齐文化、鲁文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这说明这两种地域文化有诸多共同之处。然而细分之下,齐文化与鲁文化又具有各自的特点,“齐文化以务实性、尚变性、开放性、兼容性等鲜明特征著称于世,鲁文化则以其勤俭质朴、注重传统、恪守礼乐、重德尚恩等显著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1]。以往学者研究齐、鲁文化,或关注于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个性特征,或关注于齐文化与鲁文化如何由优秀的地域文化演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从地域文化的视阈下研究齐文化与鲁文化则比较少见。邱文山著《地域文化视阈下的齐文化与鲁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则是这一研究角度下的新著作。
简介:“艰”有“难治”与“治难”两个基本意义范畴。“治难”意义范畴,后造“垦”字分担,造“垦”之前,“艰”字兼之。“垦”字分担了“艰”字“治难”之义后,“艰”字便只有“难治”之义,沿用至今。《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皆可训“垦”,耕垦,开辟,拓荒之义,意即不畏艰难,知难而进,多用其力,掘进不辍。“艰”与“垦”,字为古今,语同一源。训“艰”为“垦”,乃“艰”字本有之义,无须假借为说。《噬嗑》、《大畜》、《明夷》卦爻辞的“利艰贞”体现了圣人“开拓进取,因时而变”的人生智慧;《泰》九三之“艰贞,无咎”、《大有》初九之“艰则无咎”、《大壮》上六之“艰则吉”诠释了圣人“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人生追求。
简介:文化工业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自发地以科技改变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为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以英国创意经济为标志的新兴产业可作为文化与科技的整合阶段,因其自觉地对创意设计的创造性和人文性的重视,使文化成为主导,科技为人所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设计哲学用创造性和人文关怀重新对文化与科技加以整合,它的出场不仅给创意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还暗合了以“创造”为焦点的经济社会实践诉求的现代性转型,人本身能动性、创造性、艺术化生活追求以及对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强调文化和科技的整合而非融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简介:9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分析》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及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哲学分析》编辑部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从辩护到审度: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主题,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的相关学术思想进行了讨论。
简介: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表述了一个“目的链”分析,他论证说:我们所有的实践与探究都旨在获得某个好,而每种好之所以好,又是因为有助于获得下一个好;这样,这些“好”就会排成一个“为了一为了一为了”的手段一目的链条,其尽头指向“终极好”。终极好的价值源于自身,而不再是因为服务于下一个好而好。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说这样的终极好就是“幸福”这个至善——幸福概念是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在现代,对自由主义主流政治思想不满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重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智慧时经常诉诸它。事实上,不仅政治哲学家们日益钟情古典幸福论,而且各国政府今天也正在现实政策规划中直接写入“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