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解释基层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现象。文章阐述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变化，特别是他们和公共组织的连接通道中断时产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成为遍地存在的“代理政府”，它们实际上承担着代表、应责、协调和连接的职能。但随着这一角色的收缩和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社会应责和协调机制式微，个体和公共的连接关系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在基层社会，发挥上述作用的社会机制衰退的程度，可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

简介：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

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

简介：<正>《孔子研究》创刊号,载有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一文,考察了《论语》从结集到定型的历史过程,对《论语》内容的可靠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疑向。今本《论语》的可靠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孔子研究终觉缺少牢固的基础。兹就《论语》的结集时代、汉代齐、鲁、古三《论》与今本《论语》的关系发表一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简介：对当代男性闲暇生活变迁的观察与思考叶南客“消遣时间是一种自由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里，人们能掌握作为人和作为社会的有意义的成员的价值”。──摘自《消遣宪章》１９７０年版。一、走向“闲暇社会”的男人随着科技、信息在生产力中份额的不断增大，随着各国用工时数...

简介：公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种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是惟一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微观社会生活的具体操作力量，政府通过单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则微乎其微。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的确立，我

简介：11月17～20日在韩国首尔大学召开。来自德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3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研究室洪军副研究员向大会提交了“‘理气-物说’与‘理气之妙论’之比较”的学术论文。

简介：《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政治智慧、治国方略和人生体验，对铸造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从顺天应人、居安思危、趋时尚中、贵易尚简、尚贤养贤、求同存异、节以制度、无为而治等八个方面作了阐述，以为《周易》所提出的许多治国方略、理政经验、治理原则，对于我们提升治理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所负载的价值观和审美韵味出现了感官化和娱乐化倾向.面对文学作品中商品经济欲望主义的泛滥和道德精神的荒芜,山东作家刘玉栋密切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道德痛苦和人性的变异,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立足现实,努力挖掘儒家文化现代的价值.本文拟从社会转型期价值重构的角度,梳理刘玉栋小说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基本内涵：“仁者爱人”“积极入世,讲求弘毅之道”和“义利情观”,旨在凸显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文化依然是价值重建的主要理论来源和文化依据.

简介：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甚至曲折的过程,应当结合本国实际,辩证地对待本国的制度遗产,注重营造新制度运行的环境,努力开展制度创新.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经验性的分析,认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虽然取得了局部成效,但付出了过高的成本和巨大的代价,犯了理想主义错误.普京试图建立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国家政权和强有力的国家调控体系,是一种现实主义选择.

简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简介：是侯建新博士在他的博士……

简介：我国传统社会属于统合制社会，其统合方式是四个纽带。该社会结构存在内生性危机，危机的来源之一是散流化。当统合制与外来的市场制结合的时候，散流化会增强以致威胁到结构的存续。要预防这种危机，需要与传统不同的创新性治理方式。

简介：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简介：齐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及其继任者在渔业治理领域有着超前的管理策略,主要措施有：立＂海王之国＂为基本国策,发展齐国的海洋经济;行＂官海＂之制,谋＂渔盐之利＂,设＂三虞＂、＂祈望＂之职管理陆海渔业;渔业生产＂取物顺时,以时禁发＂;资源索取＂网罟必有正＂、＂地利不可竭＂;重视经济调节,＂相地而衰征＂,渔业税制机动灵活;运筹轻重,繁荣渔业外贸;海陆兼顾,发展淡水养殖。管仲等诸先贤的渔业治理策略循道而为,令顺民心,最终促成了齐国富民强国的霸主之业。其中,有关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经济调节的法律思想,直至今天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价值。

简介：环境问题已是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而且已成为社会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并介入环境问题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简介：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化诱发的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建构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理念,遵循什么样的治理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并正在积极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治理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前景光明,但必须化解一系列新的挑战。

简介：5月25日在国防大学举行，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和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王伟光作主题发言，国防大学教育长、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夏兴有主持了研讨会。来自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1）“中国梦”提出的重大意义。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