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儒家的德性观向来是以自我身心的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为己之学。德作为“实得”,强调的是唯有主体才能够承担起道德价值,而完全靠自我的修养则易使本真德性旁落。王船山强调知德之难言,即揭露出这一问题。他通过“德”“化”关系从天道向人道的价值转化,阐发个体性和普遍性统一于德的本质内容。在他看来,圣人存神忘迹于天下,不同于道家式的无为,即在于圣人敦仁而逐渐进入仁熟盛德的境界,由此而可以推扩、建构仁之流行感通的人文世界,是内在整体地参与“化”的作用中而自成其“德”,是一仁之体显其大用。德落实到人文化成即是德之无私性和笃实性,德的独知、自成则坚守了儒家为己的成德准则。
简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