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n）的思想方式，它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排除任何立场和先验性假设，在回复性思考的过程，重新决定事物的秩序与因果关系，并以此建构整个意义的内容。”

简介：一主体对某种思想、学说和理论等确信的态度是主体在任何社会实践，在一切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主观特征。由于主体在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对于某种思想、学说和理论等总是在主观上面临着“信”或是“不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又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取其所“信”，舍弃其所“不信”；行其所“信”，否定其所“不信”。

简介：<正>中国儒家学说东传,对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习俗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一千多年封建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研究我国儒学东渐的过程与东进后的演进与发展的历史,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一般说来,日本古代儒学大致经历了间接移植、直接模仿和日本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朝鲜儒学家王仁携《论语》赴日讲学,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9)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入隋进贡,这三百多年间,是日本间接引进中国儒学的时期,也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简介：作为公羊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三世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与“充实”的过程。其初，“三世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春秋》历史的世代划分方式和记事方法的理论。在《公羊传》看来，“讳尊隆恩”与“辟害容身”是《春秋》“书法”的两个最主要特征。进而，何休创造性地将“内外之辨”融入“三世说”，赋予后者以拨乱反正之新义，“三世说”由是具有了王道论和历史观的色彩。随着清代公羊家对于“三统说”、进化论等观念的引入，“三世说”遂又成为通古达今和革故鼎新的象征。“三世说”的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作为经世之学，儒学始终直面现实，关注世界的变化，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回应、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

简介：7月6～7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由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美国格雷斯兰德大学、克莱蒙特大学、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简介：后孔子时代儒家面临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子思承接孔子思想，创立五行说，试图解决外在之行缺乏内心之德约束的问题。郭店竹简《五行》篇“形于内”是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贯通的桥梁。子思对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论述，主要在仁、智、圣上用力。子思论证五行“形于内”的同时，同样重视外在之“行”的意义。“行”与“德”并重，体现了子思的中庸思想。此后，孟子与苟子各偏于一隅，皆不得中庸。

简介：在学术史意义上检讨现代思想研究,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得:'文革'时代的理论框架是'两条路线斗争史',继续革命成为历史叙事的元话语;而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则发生了向发展主义、经济中心主义的转换.前者可以说是政治史取向的革命思想史范式,后者可以说是社会史倾向的现代化思想史范式.

简介：性善论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早期儒家学说体系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儒学的体系化、德行的内向化和德目的简约化，具体表现为五行说的形成，从五行说到四端说，再从四端说到性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