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