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董仲舒只讲阴阳不讲五行、而《春秋繁露》大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并非董仲舒所作,至少《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有问题的说法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进行了辩论,认为在讨论《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倾向.单纯的文献考证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简介：伊字三点∴本为梵语，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扩展、丰富了其自身的内涵。伊字三点在中国佛教界的流转中，先入天台宗、后入禅宗、华严，三宗对其唯我所取，各有发明，都利用伊字三点来阐扬本宗妙义，与自己学派的宗旨融会贯通，在这样的和会中，伊字三点∴产生了圆满、融通、不可言说等全新的意义。宋代以后，伊字三点又被儒学所吸收，发展为解释宇宙本体的方法论，并成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象征。

简介：《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简介：和中有'哲'观念,旧释或为'智慧',或为'智慧之人'.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哲'在上述文献的不同篇章中分别表示神圣意志、帝王的聪明才智、社会人群的聪明才智.其内涵的扩大,可能意味着上述不同篇章文献完成于不同时代;其内涵的变迁,则反映了'哲'观念在西周早期、中晚期、春秋时期的变化.

简介：孟喜的阴阳运行轨迹思想采用了《易传》及《淮南子》的＂阴阳顺行＂观点。就纳支而言,京房采用＂阳顺阴逆＂的原则,承续了董仲舒＂阳顺阴逆＂的阴阳运行观。京房以土星配乾卦,应是受到了董仲舒＂尚土＂学术思想的影响。孟京易学中透显的＂贵微重始＂＂大一统＂＂三纲＂等人道思想,与《春秋繁露》中的公羊大义直接相关。

简介：<正>《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简介：《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盂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简介：《易》是中国文明史的智慧之源，亦是最古老的卜筮之书。除意广涵深的哲理外，《易》卦爻辞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分析卦爻辞的描写内容、艺术特征、运用意象可知，其与《诗》具有一迈相承的文学意蕴。进而可见，《易》亦为古代文学之源，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简介：在中国《诗经》学史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久负盛名。尤其是他利用由古代礼义与礼例对《诗》作了制度化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以来说《诗》的重要发展。然而,作为郑玄《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的“以易笺诗”,却常为世人所忽略。本文通过对《郑笺》与《易注》的梳理与论证,指出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

简介：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礞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简介：

简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史记》多采《鲁诗》说;《孔子世家》先述孔子＂删诗＂说,紧接着述《鲁诗》＂四始＂之义;《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诗＂说前后矛盾,都显示出孔子＂删诗＂说与《鲁诗》间的关联。据魏源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源于《鲁诗》。司马迁不仅认为孔子＂删诗＂,而且认为《诗经》的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毛诗》则认为是国史安排的,但《鲁诗》、《毛诗》的篇第绝大多数相同。由《仪礼》、《左传》、《国语》记载的典礼用乐看,《诗经》的篇次不是孔子排定的。汉儒说孔子安排了《诗经》的篇次,是为了便于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方面阐释。同样,说孔子＂删诗＂,也是为了增加《诗经》的神圣性。在《诗》的经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加强其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把其与圣人联系起来。所以,到了汉代,儒生就认为《诗经》是孔子编选的,诗篇、诗次都包含着孔子关于治国理家的微言大义。

简介：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简介：<正>在春秋诸国争势的时代,齐国在较短时间内力挫群雄,最早成为东方强国,这不仅有其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且因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统治阶级的尚武精神密不可分。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齐俗尚武的问题,我们结合对有关文献的考察,研读《诗经》,愿为续貂。

简介：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予以“情志”论《诗》，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简介：《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洗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简介：两汉《诗》学，主要有今文的《鲁》、《韩》、《齐》三家和古文的《毛诗》一家。《毛诗》曾先后被河问献王和王莽短时间地立为博士，今文三家则自开创者起就被朝廷立为博士，宣帝时进而一道列为朝廷官学。一经数家而非出同门，这在西汉是绝无仅有的。西汉的皇帝为刻意维持这种历史的传统和争鸣的局面，大都兼而习之，或至少学习三家中的两家，如昭帝习《韩诗》、《鲁诗》，元帝习《鲁诗》、《齐诗》，成帝习《齐诗》，哀帝习《鲁诗》、《齐诗》。从其取舍不难看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

简介：礼防意味着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贞固性或礼秩基础。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对礼防的态度却与往不同,他们将之理解为压抑人性、阻碍自由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家庭及社会伦理方面屡现的种种弊病,恰恰也跟近代礼防崩溃后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诗经》中《汉广》及《汝坟》两篇所蕴含的礼防思想,探讨礼防与人之性情的关系,并分析周文礼乐如何经由先秦儒家思想发生的转换,进而揭示礼防崩解与＂古今之变＂的特殊关联。

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

简介：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矱”。《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