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近三十年来，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党史、文化学等不同研究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梳理这些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范式及其成果，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推进研究的建议：一是明确界定和区分研究视角，二是进一步转换研究范式，拓展理论创新的资源，三是重视“政治与学术”问题，突破二元思维模式，四是重视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研究。

简介：舍勒在晚期作品《唯心论与实在论》中,对狄尔泰关于＂实在性＂的讨论给出深刻回应,二者共同辩护了通过＂反阻经验＂（Widerstandserfahrung）来解释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理论道路。不同于狄尔泰对属于人的意识经验的非直接的＂反阻经验＂的专注,舍勒把对实在性的讨论推进到存在论的论域,辩护狄尔泰拒绝的直接的＂反阻经验＂。作为对来自生命中心的冲动的反阻,＂直接的反阻经验＂是＂实在＂（Realsein）的根本。在舍勒看来,＂实在＂不只关涉到外部世界的实在,而是关于所有可能的存在领域的实在,是人的全部经验的根本性纬度。舍勒发展出来的这一理论,不但不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对象性的在手经验的理论变形,而且还能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简介：两晋招隐诗反映了诗人在残酷现实中对自身出处问题的思考,同时深深地留下了当时不同流派玄学思想的烙印。就思想背景而言,招隐诗的出处对立、尚隐弃显与王弼以无为本、因循＂自然＂的思想密切相关,而它的调和出处、显隐存心则与郭象＂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思想极度吻合。但是,招隐诗显示的思想理路并不能说明其作者就是这一派思想的坚守者。事实上,对不同玄学思想的接受和对出与处的看法,在他们的思想里贯彻得并不彻底。

简介：<正>经济效益是制约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攻坚课题。如何走出一条质量好、效益高的工业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而经济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广东石化行业,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广东石

简介：诺瓦利斯在《费希特研究》中系统地梳理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在接受自由“自我”概念的同时，他质疑“本原行动”的原初性，强调“感情”和“想象力”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自我（或自身）概念提供了考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理路，提供了浪漫主义对启蒙的接受与批判的根由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浪漫主义批评启蒙理性中隐含的暴力因素，以及工具理性对世界的合理化祛魅，对人的感情和想象力的销蚀。但是浪漫主义并不是反理性的，他们与批判和反思启蒙者一样强调启蒙主体间的对话性，视自由为使命，试图通过内在自治的教育（Bildung）达到真正的启蒙。从而论证，有关浪漫主义反理性、反个人主义、是保守主义和极权代言者的说法是草率而错误的。

简介：从1947年到1950年,基于促推现实（土改生产）工作纠偏及实现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国家化,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持续进行特定方向的整顿,使各地各级新闻工作的信息来源、口径准入、素材加工和用语范式均统一于中央意志,以此确保党对新闻（宣传）导向的定向发引.回顾这段历史,说明在现时推进新闻事业改革的过程中,仍应牢固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并不断改善领导方式.

简介：该文受戴维森的启发，并基于唯特根斯坦对“把…看作…”的分析，尝试提出隐喻创造相似性的工作机制以及这一机制运作如何可能的恰当件条件，并将笔者的这一理论与哈雷等提出的语义学一本体论分析进行了比较。

简介：本文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介绍了MEGA2即历史上第二次启动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纂工作和特征。作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以及马克思研究工作方式的开放性，是MEGA2这一历史考证版力图展现的两个重点，这一全集版本将开启通向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浩瀚著作的新入口。文章主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为例考察了马克思的工作方式，即他在研究写作中体现出的作为修改者和收集者的特征；第二部分以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纂为例，介绍了这一历史考证版是如何展现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以及作者马克思和编者恩格斯之间差异的；第三部分介绍了目前网络空间里MEGA2的发布情况。（摘要为译者补充）

简介："恰当地提出问题"对于哲学甚至比对于科学更为重要,它体现出哲学活动的特殊性质.提问开放新的视域,使我们超出习见,进入思考和对话.着重于提出问题而非构造理论,在今天可以被视为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了大量需要研究的课题,也要求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哲学的自我批判,不仅使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被重新审视,它的探索方式乃至其功能与合法性根据也受到质询.对问题的研究已成为把握时代和探索哲学发展途径的入手处.

简介：“人的个性”问题虽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需进行前提性反思。当我们深入思考和分析这三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系列需要思考的前提性问题：究竟什么是人的个性？人的个性对于人究竟意味着何种意义与价值？人的个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是研究人的个性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的个性”问题需要超越“抽象人性论”的思想局限。只有以马克思的“具体人性论”思想为指导，才能形成关于“人的个性”的合理观念。

简介：存在问题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取得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在“何谓存在”问题上，围绕“存在”是不是个体的属性从而是不是逻辑谓词的争论呈现出三派观点：弗雷格、罗素等从一阶逻辑出发，认为“存在”不是逻辑谓词，而是量词；皮尔士、斯特劳森等结合精致的自然语言分析，认为“存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表达了个体的属性，是一种特殊的谓词；自由逻辑学家则从自由逻辑的角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何物存在”问题上，蒯因“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的本体论承诺标准机智地揭示了存在问题的语言学实质。可以说，利用一阶逻辑解释存在问题的方法是比较成功的。如果将弗雷格、罗素的一阶语言扩展到高阶语言，则既能与蒯因的理论连贯一致，又能避免无谓的“存在”本体论纷争。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存在”具有了层次性的特征。掌握一定的逻辑学基础知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哲学。

简介：世界本身无意义,人却反向创造之.人的价值创造活动沿着观念旨趣和物质旨趣两个方向展开,体现为“个人的价值取向维度”与社会化的“价值域”两个维度.个人的价值选择自古就有,现代性的“去魅”使其日常化与显明化,我们因而进入了“价值多元主义”时代.“价值域”的形成则表现为社会组织化、制度化与机制化,表现为“规范空间”的形成与人类生活形式的形成.在“价值域”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人们在价值选择上严重的“人际不均等”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将挑战韦伯自己对于“价值多元主义”基本特征的判定.

简介：<正>中国的许多工业企业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的黄金时期,也面对着国际、国内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巨大挑战。机会和挑战的同时出现,对现代企业的领导者提出了空前高的要求。怎样成为一名有效的领导者,怎样掌握科学的领导工作方法,已成为企业领导者的紧迫课题。本文试就企业领导工作方法的几个基本方面略作讨论。

简介：康德试图调和两种明显不一致的人性图景：一是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之一部分的“机械论”图景；二是人类作为自由、自觉和理性的行为者的传统形上学图景。康德认为，由于这两种图景都有说服力，我们的理性便被引导进了一种“辩证法”或一种思维过程，其中，为一种立场提供理由的资源又引出相反立场的理由。康德处理这种“辩证法”的策略是证明实在中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他相信，区分显现给我们的事物和真实所是的事物，便可化解在设想我们的行为既是被决定的又是自由的时所产生的矛盾。

简介：<正>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而干部工作指的是按一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选拔、培养、使用和管理干部的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与干部工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在:干部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正>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它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长期忽略了社会思潮问题,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十年来各种社会思潮的表现与演变的回顾与反思,

简介：<正>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社会学家西奥博尔德说:“公共机构中的反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永久特征。”那么,反腐败斗争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在对腐败的性质、根源、类型、危害等作了深入的分析后,提出要反腐保廉必须构筑社会机制。这是很有见地也很深刻的见解。构筑社会机制是反腐保廉的根本措施。为了把反腐保廉工作做得深入扎实,必须认真贯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治吏重于治民”,“治心胜于治身”的整治策略。这就必须努力构筑社会机

简介：<正>在近代哲学史上,休谟看到了人类理性的消极一面和局限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辩护归纳法或一般扩展性推理的疑难。他认为,在人的经验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足以辨明必然联系或因果概念是正当合理的。因而,人们不能由原因必然地推知结果,不能为因果关系辩护。扩展性推理或称扩大知识的推理是以其结论的内容大于诸前提合取的内容为特征的,

简介：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与初步义务;政治义务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广泛适用性和有限性的道德要求;政治义务问题是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认为政治义务是伪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简介：在长篇小说《施蒂勒》（Stiller）中，马克斯·弗里施（MaxFrisch）让施蒂勒这位公诉人发问道：“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能做些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它让我迷惑不已”。①弗里施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善于思考的读者为了替自己操心，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我在有生之年应该做些什么呢？”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一直都认为能够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建议。然而，时至今日，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再也无法自信地就个人甚或集体的生活设计问题给出指导性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