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