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用制度建设编织'权力之笼',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就如何认识和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提出制度缺陷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失范、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用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构建了制度治腐的理论框架。
简介:<正>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同时,一再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他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党过去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这样讲“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近些年来,我们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和其他方面比较起来,还远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恐怕正是目前某些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根治,社会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实践,加强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简介:现代审美范式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又面临着新的美学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转换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学已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消费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扩张。审美动因与经济动因的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前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显得极为迫切。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了新的解答模式: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中很多艺术形态面临着被政治同化的危险,悲剧作为苦难和痛苦的表述,与整个社会的统一幻象保持着一种游离并与社会总体性分裂的力量,拒绝同质化和同构化。考察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当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伊格尔顿关于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思考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集体性智慧的概括总结;其次,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及艺术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