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治现代化的研究始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戴维·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1965),鲁·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96)和塞缪尔·亨延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是上世纪60年代比较政治学界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来衡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提出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对于它的定义,学界莫衷一是。享延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运动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结果。”布莱克则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用一种合法制度来代替个人独断,全体公民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序上参与选择政治领袖和政策,个人选择权可以通过有效的公民参政权得到保障。我国学者罗荣渠给政治现代化下定义时指出,政治现代化是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大转变中,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领域并引起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深刻变化的过程。钱乘旦则直截了当地将政治现代化概括为就是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总的来说政治现代化指的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政治领域的反映。
简介:人原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当人作为一种纯粹自然存在时,他并不比其他动物种群拥有更多的优越性。只是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人才从自然界中分离与提升出来,成为文明人。文明是生成的,也是发展的,文明的生成与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状态的疏远与游离的过程。在文明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规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也是被规范出来的,没有规范就没有文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社会规范,但并不是任何性质与形式的规范都能无条件地促进文明的发展,因为社会规范也有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社会规范的制定与确立既要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要求,也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简介:本文译自英国左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佩里·安德森2007年出版的著作《流派》(Spectrum)一书中的《哲学》部分中的一章《尤根·哈贝马斯:规范事实》(NORMINGFACTS:JürgenHabermas)。在论文中,佩里·安德森深入分析和讨论了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著作。安德森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持久的国际影响源于它将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论证结合起来,从跨学科的角度、以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来讨论政治现实问题;其探讨的焦点是从工具理性转向哈贝马斯后来所称的交往理性: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一个新兴的公共领域中通过合理性的、批评的交流来达成,并且独立于绝对主义的权力;安德森又同时指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方法和论据方面是对立的。安德森指出: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表达了对于法律中介作用的敬意,在法律的中介作用中,交往权力被转变成行政管理权力;通过将社会整合重担转变成自动控制体制,把生活世界行为者从社会整合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对现代法律体系的实际起源和发展变化的论述很少,它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而这种假设缺乏宪法史的支撑。安德森还讨论了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和当代民主理论等,并且对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
简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党和人民对胡耀邦清廉作风的精确评价,深刻揭示了他党性、品德、人格、风范的精神特质、价值精髓和文化意义。"苦寻屈子魂",精辟概括了胡耀邦一生自奉清廉的文化渊源。"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奠定了胡耀邦厉行为民务实清廉作风的根本基因。"准则""表率""力行",铸就了胡耀邦清廉作风的原则和灵魂。其奋斗的人生、杰出的贡献、高尚的情操、革命的精神、伟大的人格、清廉的风范,是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作风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教材和强劲动力,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将发挥"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的功用。
简介:关于人的认识发展阶段有所谓两分法和三分法的中西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关键在于知性和理性有没有区分以及要不要区分。在中国人的理性概念中向来没有知性和理性的进一步区分。区分知性和理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大成就。这种区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简介:西方有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叫做“马克思学”。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学”的性质有两种基本看法:即科学的“马克思学”和非科学的“马克思学”。把“马克思学”一般地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因而是非科学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片面的。尽管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所持的方法或理论观点以及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是科学的,但也不能认为是完全不科学的。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偏重对马克思的著作、文献及一切思想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不能正确地处理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总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分割开来,这是错误的。相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构建中国“马克思学”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