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上相似的传入渠道和相同的衍生背景,并且共同促成了"中国"意识的高扬。但在"中国"国情的解读视角上,却存在着儒学本位与现实本位的实质差异,并进而在"知"与"行"、政党与民族、化大众与大众化、旧秩序与新中国等一系列运作层面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分歧。三民主义儒学化暴露出明显的伦理色彩、狭隘视野、精英观念、偏安倾向,最终难脱失败的结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立足革命实践,着眼民族大业,深植民众根基,在不断推进中国变革中找到了现实的发展路径。新时期,只有超越儒学化的纠葛,坚守现实实践的客观本位,才能不断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新飞跃。
简介: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殊不知,这一提法的首倡者恩格斯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才这样说的。因为,马克思自我认定的一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评价是,有“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马克思至少有七个伟大发现:(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二)劳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劳动人道主义;(六)剩余价值;(七)唯物史观。这七个伟大发现的实现,有着历时性先后顺序,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逻辑层次关系。而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处于核心、基础和本质地位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
简介:《巴师夏和凯里》手稿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马克思承继他之前特别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这一手稿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四种主要倾向作了阐述,这是对《哲学的贫困》提出的三种“学派”区分的深化。这一手稿揭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例外”,即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倾向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版的编译者认为,这一手稿“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在对这一中肯的评价的理解中,要注意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结束”,并不是全面地转化为“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说或“学派”;庸俗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外”,就在于对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经济学的同时抨击和诋毁上。
简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其革命实践介绍、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由于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外、专业学术领域内外所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的相关性的讨论,彼此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同时。研究中国共产党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智慧、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这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使命。
简介: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是李达经济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李达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为主线,以帝国主义侵入为标志,围绕着帝国主义侵入前即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近代经济的矛盾运动及其运动规律等问题展开论述,清晰地勾画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态,正确地评估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李达在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过程中,有力地驳斥了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动力派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性质,坚持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研究方法和广义经济学的立场,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简介:一、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左翼运动与思想遗产李旸:沃林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据我了解,您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主要是源于您对欧洲激进政治和左翼思想的研究,您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一书中对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左翼政治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精彩阐述令中国读者印象深刻。而在这之外,您还专注于德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研究上有颇多有分量的成果。我想知道的是,您在政治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或统一性?它们与您左派的政治立场有何种关系?可否借此为我们介绍一下您个人思想和研究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