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实质合理性的当代论证是与对合理性的认识论辩护、对批判性思维的阐发和对相对主义的反驳紧密联系起来的。实质合理性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可中立判断和评价的＂好理由＂由批判性思维所主导,个体在认知和行动中以理性评判和道德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实际建构的合理性。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简介：当代物理学把库仑定律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石之一。18世纪80年代,作为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的库仑用他的扭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为一条自然科学定律提供了经验证据。其后,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但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据来证明这条平方反比律。为什么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这个实验可以作为证据？在对该事件证据语境的进一步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在证据概念和有能力提供证据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历史关联。在为需证明的事实提供必要的证据语境方面,库仑在其实验中用到的扭秤装置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实验工具起到了一种传导宏观的法国启蒙理性文化的作用。

简介：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及科学实在论不同流派之间的长期学术争论中，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结构实在论在理论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对科学实在论诸论题提出了有力论证，然而在其理论框架中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仍须作进一步改进。为此，应从卡尔纳普—蒯因本体论观点出发，将其构建为一种更加全面合理的整体结构实在论，即实体与关系非截然二分的、彼此相互规定的结构实在论。这种整体结构作为关于类与关系的约束变量的值，可理解为通过理论结构或拉姆西语句的整体意义所指称的对象，其实在性由该语句的存在量词所断言。正是整体结构在理论变化中保持着某种不变性、持续性，这正是科学进步合理性、理论真理性的基本前提。根据这一实在论观点，科学合理性论题便可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辩护。

简介：2012年3月,谢文郁教授出版了《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①（下文称为＂谢著＂）一书。该书深入地剖析了＂真理＂问题在希腊思想中的困境,并指出是《约翰福音》带领人们彻底走出了＂真理＂困境。

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宗教语言问题的实质是“上帝”概念如何被“人”所赋义的问题。以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指称”的赋义方式，认为“上帝”概念不符合基于经验事实的“可证实性原则”，故必须被拒斥；而普兰丁格则认为，“上帝”概念的赋义应当始于人的“信任”情感，只要相信者拥有这份信任情感，则“上帝”概念对他来说就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情感赋义”的谈论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经验指称”的起点是人的经验。而“情感赋义”则始于人的情感。不同的出发点引导了人对“上帝”的不同理解过程。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陈嘉映《说理》一书的主题是“说说理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理”。“说理之理”有什么内涵，“说理之理”为什么值得论说，可以通过对西方哲学从reason（理性）经过rationalit、，（合理）到reasonableness（讲理）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考察得到理解。把理性（reason）不仅理解为合理（rationality），而且理解为讲理（reasonableness）．有助于克服当代哲学中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当代西方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的讲理（reasonableness），与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比较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很值得做一深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