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科学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究竞该如何看待科学,依然存在许多争论。传统科学哲学立足于科学的内在发展来理解科学,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则试图打开科学的黑箱来揭示传统科学观的局限性。刘大椿教授基于这些历史发展,在一系列论著中论证了“从辩护到审度”的科学哲学观。为了深入探讨这一“审度的科学哲学观”,《哲学分析》编辑部于2013年9月初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了以“从辩护到审度: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为主题的第八届《哲学分析》论坛。本专题刊出的四篇论文围绕刘大;溶教授的科学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观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最后一篇是刘教授对四篇论文的总体回应。
简介:在《哲学分析》杂志举行的第四届论坛上,王凤才、徐长福和韩水法三位教授分别就俞吾金教授的学术思想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质询.俞吾金教授一一加以回应:首先指出.尽管在自己以往的论著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但这些评价是自洽的,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矛盾;其次表明,在康德实践理性的语境中,尽管理念在涉及至善这一对象时起着构成性作用,但在通常的情况下,理念却起着范导性作用。最后叙述了批判与构成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批判上的深邃见解,不可能有构成上的合理观点;反之,没有构成上的合理观点,批判也难以击中要害:并指出,构成性的观点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调整,不能教条式地加以运用。
简介:近代物理学是随着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物理实在论经历了机械实在论、经典实在论和量子实在论三个发展阶段。关于物理学的实在问题的讨论是由微观粒子的不可观察性、量子力学的概率性、非定域性等特征引起的,并不等同于数学世界是否实在的问题。科学是哲学一科学的继承者,但不是哲学的“终结者”,而是哲学的“改造者”与“推动者”。我们在讨论物理学的实在问题时,应该区分出三个不同层次的实在:自在实在、对象性实在和理论实在。物理学理论是在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完成的,是对自在实在的模拟,是在谈论实在和理解实在,而不是在描述实在。这是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观。
简介:道德哲学需要注重形上和形下之间的互动、理论和历史的互动.同时,也离不开新概念的生成,在这些方面,樊浩教授的工作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从历史的层面看,在关注康德哲学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黑格尔的哲学。就对人的理解而言,辨析理性与精神构成了重要的方面:单纯地关注理性,往往仅仅偏重于人的精神的一个方面,由此不免导致对人的理解的抽象化、片面化,反之,肯定精神本身的综合性形态,则可以引向对人本身的具体理解。同时,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归根到底要走向实践,精神则从内在的方面为走向实践提供了某种动因。在此意义上,樊浩教授对黑格尔哲学的注重以及对精神的关注无疑有其理论意义。当然,以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和构架而言,樊浩教授提到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个环节,并且认为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位一体,构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与构架,这一进路尚存在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如何在新的视阈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这是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多年来,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诠释。要言之,他试图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传统阐释路线,沿着“物、价值、时间和自由”的经济哲学路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构想。那么,“重新理解马克思”意味着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目的是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关键问题何在?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以何种新形象示人?被“重新理解”的“马克思”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本文试图围绕着上述问题对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方面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阐发个人的看法。
简介:晚期狄尔泰的哲学主题乃是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奠基,这一规划尤其体现在狄尔泰1900年的《诠释学的诞生》和1910年的《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之中.在《诠释学的诞生》的导论和补充部分,业已出现了将诠释学从某种技术手段转换为某种哲学规划的尝试,亦即探讨对生活表达之理解的结构与特征,但诠释学在此仍然是对持久固定的文本的解释和阐释.这一诠释学奠基方案在1910年达到了高峰.在《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中,狄尔泰详尽阐释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别,阐发了精神科学的独特结构,亦即生活、表达与理解之关联,最终落脚于客观精神和效果关联.客观精神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超个体的文化世界,使人们对他人的理解得以可能,保证了理解的客观性;效果关联则刻画出精神世界的根本特征,它塑造了客观精神,使其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奠基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