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简介：汤一介先生为人儒雅敦厚，为学博大精深，有一代大儒之风范。我与汤一介先生接触虽不多，但在收到“汤一介研究会”约稿函后，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函表示愿意撰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能以这种方式缅怀我所敬仰的学界前辈，是我的荣幸。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为我们思考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视野。然而,它首先需要应对的是“人类命运冲突体”之类的立场,后者的代表显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此论俨然成为讨论文明之间关系不能回避的范式。中国学界也对之作出了回应。人们时常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应对资源,然而,中国哲学界的天下主义观点以及试图用忠恕之道应对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致命不足。与之相对,中国现代思想对解决文明之间冲突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命力,对此可以谭嗣同的仁学、蔡元培的世界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简介：现代性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为深刻的文化转型，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民主的、契约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机制。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中，现代性的思维机制对传统日常思维的文化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日常思维的基本图式出发，探讨现代性思维机制对日常思维的改造问题．这是实现日常思维转型与重建的核心与关键。

简介：对于新理学＂负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认为其来源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以逻辑分析贯彻始终的新理学,不能直接容纳以直觉为特质的＂负的方法＂。众所周知,＂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但它与新理学兼容的关键,却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逻辑分析。就逻辑化的＂负的方法＂而言,它的中国哲学来源是道家和禅宗在语言层面的破执法,即内涵为空的形式命题和应机语用法。实际上,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虽都是＂负的方法＂,但前者是以逻辑分析间接地呈现形而上学中的神秘部分,而后者则直面神秘本身,亲身获得直觉感知,这是逻辑分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从语义演化、内在逻辑及现实历史的演进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于“正人”“治民”。秦汉之后的大一统之政乃是中国特有“政治”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本身就蕴涵着这一发展趋向。儒家政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导原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顺应传统的“正人”之“政”的发展趋势,并以更大的综合性,为之提供更充分的理论论证,且使之在实践上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深化。

简介：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简介：以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为例，追溯了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缘起、沉寂与现状．展示了科学实践哲学在当今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研究的境况；提出了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不足与问题。同时指出，如能够对这些不足做出积极回应，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会有很好的前景。

简介：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以＂公共善＂创造出辉煌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国家日渐分离的市民社会将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拓展为包含以公共善为旨归的政治品格和以个体善为旨归的公共美德两个维度,阿伦特与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视域中整合这两个维度来构建当代公民精神。交往视域的开启为社会公民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新视角,个体善和公共善在日渐成熟的社会中趋向融合。

简介：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对于世界空间范围的认知一直是在扩展的。起初多以中国为世界,后来多以亚洲为世界,现在则以全球为世界。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无论我们愿不愿意,一个人独善其身基无可能,一个民族—国家闭关锁国亦无可能,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思考问题。

简介：“具体的形上学”是杨国荣先生对自己三部著作及其思想的概括，据撰写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作者改为《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简介：自从西学东渐、西方传统逻辑传人中国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疑问。随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地展开，中国古代无逻辑的声音也同时放大。近年来，程仲棠教授相继发文最后集结成书《“中国古代逻辑学”解构》，

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目前哲学在青年那里不受欢迎，也得不到社会的重视，那么问题主要是哲学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哲学自身的问题在于它由反思的批判活动逐渐蜕变为单纯的知识记忆，从而使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进行哲学教育改革，就应该提倡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育。

简介：2015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奠基人冯契先生诞生100周年，逝世20周年。2014年5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方克立教授到上海做了《冯契研究与冯契学派———兼论当代中国的学术学派》的讲座，作为明年冯契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活动准备工作的一项内容。方教授对冯契哲学的同情了解和高度评价，以及他对冯契学派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将他的讲座发言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简介：从考察文本与认知之间的基本关系着手，首先分析了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经典文本的基本特征，即内容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经验性，结构呈现出离散性、模块性和动态性，以及功能表现为实用性。接着，深入地探究了形成这些特征的认知基础，认为经典文本是自然认知的产物，而自然认知中汉语表征的特殊性和基于经验与实用的认知推理偏向，能够合理地阐释经典文本的这些特征。基于对文本特征的认知阐释，并以古希腊文化作为参照，得出：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中，那种超验的纯思能力并未获得培养和发展；而这对于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中国经典文本的传承机制和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当下学习传统文化的启示。

简介：一、争辩的背景与阵势任何发展都无疑是运动中的态势,而哲学活动又总是在疑虑和思辨的状态下完成的。既然哲学发展是动态的思辨过程,那么这样的思辨就必然包涵着和裹携着激烈的批评和尖锐的争锋．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在或者说依赖于哲坛上的批评与争辩。可喜的是，近两年来中国哲坛上的批评争辩风气正逐渐兴起。

简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经历了多重逻辑下学术话语、研究热点、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变迁。1978—1987年,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是“实事求是”,研究热点是革命史观下的“先进人物”,写作范式处于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的转变之中。1988—1997年,其主流话语是“追寻智慧”,研究热点转移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写作范式由“认识史”进展至以“智慧”为中心。1998—2007年,其主流话语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此近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研究热点是现代新儒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整体上取得进展,写作范式更为多样化,并表现出重视历史具体性的趋势。2008—2017年,其主流话语是“文化自信”,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一定的总结阶段,写作范式更为偏重历史具体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简介：当代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价值系统却遭遇了迷惑乃至混乱。对于很多已经不同程度上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感觉到幸福？或者问得更直接一些：有了钱以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我们该有怎样的信仰？两百多年前（后世称之为＂理性时代＂）,德国哲学家康德针对当时欧洲遭遇的信仰迷局予以了系统的哲学反思。重温康德关于幸福、道德和理性的论述,对于遭受类似精神危机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无疑是适切的而且及时的。就此,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采访了康德专家艾伦·伍德（AllenW.Wood）教授。伍德教授是欧美德国形上哲学和康德研究的一流学者。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是剑桥版《康德全集》的编辑和其中多卷英文版的译者。代表作包括《康德的道德宗教》（1970）、《康德的理性神学》（1978）、《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第2版）、《黑格尔伦理学思想》（1990）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201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