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保护性备灾措施对企业的连续性运营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来自美国加州地区933家企业的备灾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在1997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搜集的资料,主要地点是受1989年LomaPrieta地震影响的地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保护性备灾措施可以分为4类:规划类,资源准备类,知识学习类和保险购买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之前的因灾损失和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是总体上影响企业备灾措施的显著因素.此外,位于不同领域的企业在采取保护性备灾措施方面也有所不同,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备灾措施.另外,不同的因素在规划、资源准备、知识学习和保险购买4个维度的效果也不太一致.最后,在基于上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简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其中评估主体贯穿稳评的各个环节,明确认识主体类别、厘清主体间关系类型、探明主体结构特征等对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健全稳评机制、指导稳评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72份重大项目稳评文件和20份稳评报告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稳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和现状;而后利用社会网络,对各类主体在不同关系类型网络中的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纵向比较,对各类主体在稳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稳评工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稳评主体间关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协调关系、监督指导关系、责任追究关系等三种形态的子关系类型;(2)主体间"权力-责任"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与其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3)主体间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公众监督、参与水平亟待加强。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大型工程项目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但是也日益成为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一大诱因。“利益相关者-问题-手段”框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项目方、专家和当地民众,按照影响力大小可以细化为上层、中间层和下层三个层次。通常,上层利益相关者主导项目的需求识别、方案制定等论证过程,中间层利益相关者充当了辅助的角色,反对的专家和项目所在地民众无法实质参与论证过程,因此其意见和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持续的质疑和群体事件发生,政府和项目方不得不匆忙应对。但是,政府和项目方采取的应对手段离从源头上和根本上化解风险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构建“政府、项目方、专家、当地民众实质参与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项目决策论证制度,以缩短这一差距,从源头上阻隔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子,实现大型工程项目的良性治理。
简介:公众对核电站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感知。本文试图从风险信息视角探究影响公众核电站风险感知的因素。本文选取位于我国山东省海阳市的海阳核电站建设为实证研究背景,并对海阳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展开调研。基于防护性行为决策模型(PADM),从风险信息视角构建了一个影响因素模型用来研究公众的核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公众依赖传统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的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以及核风险越高;公众依赖网络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越多,对核风险感知则越低;公众接受的核能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则越低,而公众感知到的核事故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越高。此外,利益感知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简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全国各类自然灾害事件产生的危害正在不断增大,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地理空间而言,我国行政体系的最边缘地带是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乡(镇)一级政府,它也是我国政权组织的最末端.论文通过对鲁甸、芦山地震灾区的调研和比较,发现两地末端应急管理普遍存在事发突然性与事前准备不充分;事件复杂性与事中处置能力弱;事后亟待稳定与自我恢复速度慢等现象.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的末端脆弱性,具体可归结为暴露性高、敏感性强、适应性弱三方面.为了有效提高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动态性,增强我国基层组织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课题组提出正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末端脆弱性问题,加强全国应急管理末端治理,采取“一主多元力量、三级整体应对、四块保障平台、三种能力模块”措施的具体建议.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
简介:美国事故指挥体系(ICS)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已逾40年,过往许多研究指明这项系统本身在运用上存在许多局限,这些局限虽非全盘否定这套体系在管理灾害应变行动上的优点,却是美国灾害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争论ICS实用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依凭对ICS官方文件与在线训练教材分析的结果,讨论这套体系在设计上的逻辑与使用上的限制。文末笔者提出ICS在使用上的四项限制,分别为:①ICS无法应用在大范围灾害应变上;②ICS的使用者在面对不常见的状况与环境变化时,很难及时反应;③很难将ICS介绍给新加入救灾团队的个人;④ICS的使用者必须了解可进行临机应变的行动内容与范围。本项研究的成果可作为未来讨论ICS的基础,文末还提出未来研究ICS的方向与可能的发展,或许可为有志研究ICS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