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
简介:校园欺凌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近年来开始引起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相关实证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采用2016年底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开展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校园欺凌(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对青少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偏差行为(旷课、吸烟、喝酒、打架、沉迷网络游戏)和自杀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校园欺凌经历,无论是作为欺凌受害者还是实施者的经历,都会降低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增加他们大部分偏差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其自杀的可能性。在一些维度上,网络欺凌的作用比传统欺凌要大。最后,本文探讨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以及信息社会下进行校园欺凌干预的挑战。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全国各类自然灾害事件产生的危害正在不断增大,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地理空间而言,我国行政体系的最边缘地带是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乡(镇)一级政府,它也是我国政权组织的最末端.论文通过对鲁甸、芦山地震灾区的调研和比较,发现两地末端应急管理普遍存在事发突然性与事前准备不充分;事件复杂性与事中处置能力弱;事后亟待稳定与自我恢复速度慢等现象.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的末端脆弱性,具体可归结为暴露性高、敏感性强、适应性弱三方面.为了有效提高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动态性,增强我国基层组织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课题组提出正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末端脆弱性问题,加强全国应急管理末端治理,采取“一主多元力量、三级整体应对、四块保障平台、三种能力模块”措施的具体建议.
简介:美国事故指挥体系(ICS)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已逾40年,过往许多研究指明这项系统本身在运用上存在许多局限,这些局限虽非全盘否定这套体系在管理灾害应变行动上的优点,却是美国灾害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争论ICS实用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依凭对ICS官方文件与在线训练教材分析的结果,讨论这套体系在设计上的逻辑与使用上的限制。文末笔者提出ICS在使用上的四项限制,分别为:①ICS无法应用在大范围灾害应变上;②ICS的使用者在面对不常见的状况与环境变化时,很难及时反应;③很难将ICS介绍给新加入救灾团队的个人;④ICS的使用者必须了解可进行临机应变的行动内容与范围。本项研究的成果可作为未来讨论ICS的基础,文末还提出未来研究ICS的方向与可能的发展,或许可为有志研究ICS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行的发展方向。
简介:保护性备灾措施对企业的连续性运营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来自美国加州地区933家企业的备灾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在1997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搜集的资料,主要地点是受1989年LomaPrieta地震影响的地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保护性备灾措施可以分为4类:规划类,资源准备类,知识学习类和保险购买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之前的因灾损失和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是总体上影响企业备灾措施的显著因素.此外,位于不同领域的企业在采取保护性备灾措施方面也有所不同,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备灾措施.另外,不同的因素在规划、资源准备、知识学习和保险购买4个维度的效果也不太一致.最后,在基于上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简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其中评估主体贯穿稳评的各个环节,明确认识主体类别、厘清主体间关系类型、探明主体结构特征等对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健全稳评机制、指导稳评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72份重大项目稳评文件和20份稳评报告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稳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和现状;而后利用社会网络,对各类主体在不同关系类型网络中的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纵向比较,对各类主体在稳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稳评工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稳评主体间关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协调关系、监督指导关系、责任追究关系等三种形态的子关系类型;(2)主体间"权力-责任"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与其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3)主体间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公众监督、参与水平亟待加强。
简介:本文基于转基因食品事件的微博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结合PADM理论、启发式-系统式理论与应对行为理论,探究转基因食品事件中消费者应对行为的特征、规律及其形成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事件的认知受伤害属性、信息源、事件响应的影响;处于防卫动机、从众心理强的消费者采用启发式信息处理路径,在未仔细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形成决策和应对行为选择;处于准确性动机、了解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会采用系统式信息处理路径,基于对转基因食品事件情境的认知形成感知和判断,包括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行为感知;继而通过决策制定选择相应的应对行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转基因食品事件的风险沟通效果、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的应对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本文通过对3777名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绝大多数欺凌者同时也是被欺凌者;校园欺凌形式中语言欺凌是主要形式,而关系欺凌最具重复性;校园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表现为明显低龄化与性别差异化的特点,男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女生;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是学校,且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把隐瞒事实作为第一选择。相关性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少旷课、少玩网络游戏、较开明的教育方式、与同伴相处融洽、不结交帮派朋友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风险;父母关系紧张、专制型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不融洽、家庭结构不完整、师生关系差、与同伴的关系较差、欺凌环境恶劣是校园欺凌的风险性因素。校园欺凌风险防控应该以学校为核心,学生、家长、教师形成反校园欺凌联盟,社会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监管互动,构筑反校园欺凌的环境。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
简介: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具有显著特征,针对这些特征进行防治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广东省校园欺凌状况的实证调查样本及广东省校园欺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广东省受欺凌者的特征与现有研究成果归纳的受欺凌特征进行对比验证,发现欺凌事件中个人、家庭以及学校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对个体受欺凌情况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存在受欺凌比例较高、受欺凌危害程度相对较低、网络欺凌渐成趋势等特点,基于此,校园欺凌可以从受欺凌者的角度来加强防治,进一步加强学生自身的反校园欺凌思想及能力建设、强化学校对受欺凌学生关爱与侵害预防管理、完善受欺凌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建立并完善受欺凌学生家校交流制度及发挥政府校园欺凌防治职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