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其中评估主体贯穿稳评的各个环节,明确认识主体类别、厘清主体间关系类型、探明主体结构特征等对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健全稳评机制、指导稳评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72份重大项目稳评文件和20份稳评报告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稳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和现状;而后利用社会网络,对各类主体在不同关系类型网络中的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纵向比较,对各类主体在稳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稳评工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稳评主体间关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协调关系、监督指导关系、责任追究关系等三种形态的子关系类型;(2)主体间"权力-责任"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与其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3)主体间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公众监督、参与水平亟待加强。
简介:大型工程项目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但是也日益成为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一大诱因。“利益相关者-问题-手段”框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项目方、专家和当地民众,按照影响力大小可以细化为上层、中间层和下层三个层次。通常,上层利益相关者主导项目的需求识别、方案制定等论证过程,中间层利益相关者充当了辅助的角色,反对的专家和项目所在地民众无法实质参与论证过程,因此其意见和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持续的质疑和群体事件发生,政府和项目方不得不匆忙应对。但是,政府和项目方采取的应对手段离从源头上和根本上化解风险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构建“政府、项目方、专家、当地民众实质参与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项目决策论证制度,以缩短这一差距,从源头上阻隔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子,实现大型工程项目的良性治理。
简介:突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带来巨大的应急需求,超出政府应急供给能力。如何有效地将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纳入灾害治理网络是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虽然信息的流动性会促使社会组织以自组织形式主动参与应急管理网络,但该类组织为网络带来资源的同时也会增加网络协调的难度,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参与形态,明确该类组织的网络定位,有助于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好互动,从而改善复杂适应系统中应急体系的适应能力。本文以2013年芦山地震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组织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的功能特征,分析该类组织在应急管理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从而探讨社会组织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现状。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类型,这种类型的冲突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推进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以致政府建设的项目常常受到阻碍,甚至成为诸多冲突发生的根源。因此,如何治理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多。故而,本论文以一个公益拆迁事件引发的冲突治理事件为例,试图探讨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的治理机制。论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信任机制是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的恰当的治理机制。这是因为权威机制遇到了信任危机,市场机制又缺乏应有的环境,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信任机制具有传统和社会的基础,是当前的可行的治理机制。但是源于中国的体制和制度的特殊性,信任机制需要辅之以权威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信任机制主导的合作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冲突治理的作用。本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冲突治理的理论研究内容,而且对于政府冲突治理的实践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针对我国大量的类似的冲突治理案例,运用统计方法分析该类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共性特点,以期形成更具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研究理论。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