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已由划定落实阶段全面转向以建设、管理和保护为主的管护阶段。当前,需要在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一、问题分析研讨(一)全方位日常监管体系和机制仍不健全1.缺乏对占用或减少情况的分类统计占用或减少的类型包括:非农建设项目占用、生态建设占用、灾毁、临时用地和设施农用地临时占用、农业结构调整、违法违规占用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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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自然资办函[2018]78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部机关有关司局、部属有关单位：今年8月29日是第15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我部将组织开展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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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根据省自然资源厅文件精神,结合信访工作实际,近日,鹤岗市自然资源局印发了《全系统开展信访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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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07年的TM影像数据,研究了3个时期河南省不同类型湿地的分布和变化。结果表明,1990年、2000年和2007年河南省湿地的面积分别为98.69×104hm2、91.11×104hm2和105×104hm2;河南省湿地可以分为沼泽、河渠、湖塘、水田和滩地5种类型;水田面积在各类型湿地中最大,2007年达到64.26×104hm2;十几年间,沼泽面积明显萎缩,平均每年减少5.52%;湖塘的面积却明显增加,平均每年增加2.57%。人为因素是自然湿地萎缩和人工湿地增加的主要原因。

简介：为了研究南四湖景观格局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时空变化规律,提取湖区1985年、2000年和2015年研究区的景观类型信息,在Fragstats4.2软件支持下,利用斑块类型面积、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斑块凝聚度指数、平均斑块分维指数、景观分割度指数和Shannon’s多样性指数,分析湖区总体景观格局特征;采用移动窗口方法,分析沿不同梯度采样带的景观格局细节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与1985年相比,2015年,南四湖区景观破碎度增加,连通度下降,景观形状日趋规则,优势景观由1985年的湖泊明水面、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荡和荷（Nelumbonucifera）田变成养殖水面、水稻田和湖泊明水面。在纵向景观梯度上,各湖泊交界处和人类活动密集地带景观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异质性和多样性强,斑块破碎度高,研究区丰富的水资源和剧烈的人为干扰活动加快了土地开发利用速度;在横向景观梯度上,在景观过渡带及易受人为干扰的湖岸两侧、城镇地区,呈现出斑块分离度和多样性高、自然连通度和优势度低、景观形状复杂的格局特点。横、纵采样带各景观指数值随时间的变化与总体格局一致,即景观分离度增加、优势度下降,整体景观形状趋于简单。

简介：2018年12月4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地关于开展宪法日宣传活动的有关要求,12月4日上午9:00,该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举行了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宪法日宣传学习和宪法宣誓活动。

简介：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以2000年、2005和2010年的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对河北省滨海湿地面积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在FRAGSTATS软件支持下,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对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滨海湿地为研究区的优势景观类型;与2000年相比,2010年滨海湿地面积减少了4083.63hm^2,说明部分湿地已经转化为非湿地,湿地功能退化。湿地格局改变主要表现在各类型人工湿地之间的相互转变。2010年研究区景观斑块数比2000年明显增加,说明湿地破碎化加剧。

简介：以1986年、1990年、1994年、1998年、2002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的LandsatTM、ETM＋影像为数据源,采用最大似然分类方法,研究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淡水湖泊哈素海的湖区总面积、明水区面积、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区面积29a来的变化。结果表明,1986-2014年期间,哈素海湖区总面积变化在29.12-30.13km^2之间,变化幅度很小,主要原因是在哈素海周边修筑的堤坝控制了水体和芦苇群落的向外扩张;明水区面积从1986年的18.74km^2减少到2014年的14.90km^2,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到2014年,明水区面积已不足湖区总面积的一半;芦苇区面积从1986年的10.86km^2增大到2014年的14.98km^2,其占湖区总面积的比例由36.68%增加到50.13%,年增长率约为0.48%;从空间上看,芦苇群落扩张的主要位置为湖区的北端、南端和近东岸部分区域,说明在适宜的浅水区域芦苇群落极易扩张,说明底泥淤积和水深可能是制约哈素海芦苇群落扩张的主要因素。哈素海芦苇群落的扩张,说明哈素海底泥淤积严重,沼泽化进程明显,管理部门应该通过底泥清淤等措施,减少湖区淤泥,增加有效水深,以达到增加库容并控制芦苇群落扩张态势的目的。

简介：以1976年8月、1985年11月、1990年10月、2000年10月、2010年10月和2015年10月的LandsatMSS/TM/ETM＋/OLI影像作为数据源,采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提取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信息;利用动态度模型、马尔柯夫转移矩阵和景观指数等方法,分析6个时期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变化速度、转移类型和景观格局等特征,结合其它辅助资料,分析滨海湿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1976年相比,2015年黄河三角洲地区天然湿地面积大幅减少,共减少了1627km~2,而人工湿地面积由1976年的163km~2增加到2015年的3054km~2,在逐时期不断增加;减少的天然湿地主要转化为旱地、养殖池和盐田;到2015年,研究区天然湿地破碎化程度增强、斑块形状复杂度增加,而人工湿地则表现为斑块平均面积增加;在潮水作用、淤积增长速率减慢和黄河断流等自然因素影响下,黄河三角洲滩涂面积明显减小;围海养殖、油田开发、农业开垦等人类活动则是导致黄河三角洲滨海天然湿地面积减少、人工湿地增加的主要因素。

简介：以若尔盖高原为研究区,选择1977年的LandsatMSS影像、2007年的LandsatTM影像和研究区90m分辨率的数字地形图为数据源,利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及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若尔盖高原1977年和2007年两个时期的沼泽湿地（包括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景观格局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与1977年相比,2007年研究区沼泽与沼泽化草甸的面积比（沼泽面积/沼泽化草甸面积）发生了明显变化,沼泽与沼泽化草甸的面积比由1977年的1/3减少到2007年的1/7;2007年沼泽面积明显减少,其面积只占沼泽湿地总面积的13%;两个时期,研究区沼泽湿地景观都集中连片分布,聚集度均高于90;与1977年相比,2007年沼泽湿地景观的斑块数减少,景观类型趋于单一,而平均斑块面积和聚集度都在增加;研究区沼泽湿地90%以上分布在坡度小于5°的空间范围内,随着坡度的增大,沼泽湿地的退化程度显著增高;与1977年相比,2007年研究区沼泽湿地景观分布质心发生了一定的空间位移,沼泽质心向西南偏移了3.88km,沼泽化草甸质心向东北偏移了12.35km。

简介：以1995年、2005年和2014年LandsatTM/OLI影像为主要数据,采用动态变化模型,通过转移矩阵、质心变化和景观指数的计算,对大庆油田区湿地景观格局及其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3个时期研究区的主要湿地类型都为沼泽湿地和湖泊湿地,沼泽湿地面积以0.82%的动态度由1995年的601.30km^2减少至2014年的507.10km^2,湖泊湿地面积以1.87%的动态度由1995年的154.36km^2增加至2014年的209.33km^2;湿地类型之间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沼泽湿地与湖泊湿地、盐碱滩之间的转变;湿地质心的空间变化特征和景观指数的变化都反映出2005年后大庆油田区湿地景观的破碎化得到改善;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研究区湿地保护和恢复颇具成效。

简介：根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发布的2012年全球冰川分布数据等资料,选取青藏高原冰川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作为研究区,利用1995年、2005年和2015年3个时期LandsatTM/ETM＋/OLI遥感影像数据和研究区附近气象站的气象资料,综合利用＂3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等,研究3个时期研究区内湖泊面积与数量及其变化,从气候要素变化与冰川退缩角度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3个时期研究区冰川补给型湖泊整体呈扩张态势,1995年、2005年和2015年的冰川补给型湖泊面积分别为10700.5km^2、11910.7km^2和12518.3km^2;与1995年相比,2005年的湖泊数量增加了2041个,与2005年相比,2015年的湖泊数量增加了21个;分布在研究区各流域中的冰川补给型湖泊变化状况不同,分布在羌塘高原上的湖泊扩张幅度大,分布在柴达木盆地中的湖泊呈缓慢扩张态势,分布在研究区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中的湖泊相对稳定,还有一些湖泊在萎缩。随着海拔的增加,研究区中的湖泊数量和面积都呈现类似正态分布的特征。1995-2015年期间,冰川退缩和气温上升是导致青藏高原冰川补给型湖泊面积和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简介：选用1984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LandsatTM/ETM＋/OLI影像数据,利用人机交互遥感解译方法,进行长江入海口湿地的土地利用分类;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研究了5个时期研究区的湿地格局及变化。研究表明,5个时期研究区的主要湿地类型都为水田,其次为滩涂,水田面积由1984年的4044.86km^2减少至2015年的3550.37km^2,滩涂面积从1984年的650.03km^2锐减至2015年的3.74km^2,滩涂被转变为港口、居民地和工业用地,围填海活动也导致滩涂萎缩;在围填海区域,养殖池面积大幅增加;与1984年相比,2015年,滩涂转变为水库/坑塘、养殖池、盐田的面积分别占其总面积的14.46%、53.83%和24.15%;74.96%的盐地碱蓬盐水沼泽转变为养殖池,48.06%的水库/坑塘、12.62%的盐田转变为养殖池;长江入海口湿地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是围填海活动,主要自然因素是泥沙淤积和土壤性质改变。

简介：于2007年4～9月期间,在泉州湾河口湿地生长互花米草（Spartinaalterniflora）的滩涂上,采用不同时期对互花米草进行齐地面刈割的方法,测定互花米草根系生理指标,探讨不同时期刈割对互花米草根系生理产生的影响及机制,为利用物理方法治理互花米草奠定理论基础。结果表明,5月22日和7月21日的刈割使互花米草根系可溶性总糖含量总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4月22日、8月20日和9月19日的刈割虽然也造成根系可溶性总糖含量变低,但其比5～7月刈割后根系可溶性总糖含量高很多;4～7月刈割导致互花米草根系代谢急剧减缓,尤其6～7月刈割使根系活力同比下降了90.58%～92.17%,而8月和9月的刈割则促进了根系代谢,表现为根系活力提高;各刈割处理都会引起互花米草根系游离氨基酸含量增加,5～7月刈割使根系游离氨基酸增加量最大;5～8月刈割使根系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增加,而4月22日和9月19日的刈割使根系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减少;4月22日和7月21日刈割使互花米草根系活性氧清除系统保护酶活性下降,根系活性氧清除系统的功能减弱,而5月22日、6月21日、8月20日和9月19日刈割后,互花米草根系活性氧清除系统保护酶活性上升,根系活性氧清除系统的功能增强。7月刈割互花米草能有效控制互花米草的扩散。

简介：采用不同时期对互花米草（Spartinaalterniflora）进行齐地面刈割的方法,通过对互花米草株高和株数的测定和比较,确定了有效控制互花米草扩张的刈割时期。研究结果表明：①4月22日对互花米草的刈割处理显著促进了互花米草株数的增加,但对其最终平均株高未产生影响。5月22日的刈割处理下,虽然互花米草在株高上略高于对照（未刈割）处理,但处理后其株数大大减少,与对照处理相比有明显差异。6月21日和7月21日的刈割处理,不仅使互花米草株高降低,也使其株数减少;尤其是7月21日的刈割处理下,互花米草的株数和株高都与对照处理有非常明显的差异。8月20日和9月19日的刈割处理,极大促进了互花米草的再萌发和再生长。②5～7月的刈割处理,可以有效减少互花米草的活根生物量;而4月和8～9月的各刈割处理,增加了互花米草的活根生物量,其中4月22日的刈割处理与对照处理相比,显著促进了互花米草活根生物量的增加。各刈割处理都会造成互花米草死根生物量的增加。③有效控制互花米草种群扩张的刈割时期是6～7月互花米草的穗分化期、孕穗期至抽穗期。

简介：以1982-2015年期间的5期10景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LandsatMSS/TM/OLI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下,通过景观指数和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间的转移矩阵,对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及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5个时期（1982年、1989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都以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淡水沼泽和水田为主要景观,芦苇淡水沼泽以大斑块分布在研究区的西部平原地带,水田以大斑块分布在研究区的东部。湿地类型之间的转变主要表现为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和人工景观转变。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优势度下降,趋于各斑块均匀分布。人类活动是导致辽河三角洲滨海自然湿地丧失和退化的主要原因。

简介：以大庆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1990-2011年多时相、长时间序列的LandsatTM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研究1990-2011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分布特征及其格局变化,采用地学信息图谱分析方法,定量获取、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模式,旨在为快速城市化区域的湿地保护提供基础数和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呈现出以沼泽、湖泊为主、居民工矿用地和耕地等镶嵌周围的土地利用格局;对比3个时期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状况发现,沼泽、湖泊面积在不断减少,沙地和居民工矿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沼泽是耕地用地的主要来源;在图谱变化模式中,稳定型图谱单元面积最大,最大面积图谱模式为＂沼泽—沼泽—沼泽＂,其面积为35.6km2;反复变化型图谱单元面积最小,最大面积图谱模式为＂耕地—盐碱地—耕地＂,其面积为2.35km2;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导致城市沼泽退化,而人类活动是是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