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儿童肝移植术后早期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ESNC)情况和相关原因。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18年1月至12月309例接受肝移植患儿临床资料。术后早期(肝移植术后1个月内)发生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15例(4.8%，15/309)，男性7例，女性8例，年龄6～46个月。原发病胆道闭锁12例，爆发性肝功能衰竭1例，尼曼-皮克病A型1例，Alagille综合征1例。分析患儿神经系统并发症原因以及预后。结果15例患儿肝移植术后发生ESNC平均时间为10.7(0～28)d。12例患儿发生肝移植术后脑病，其中2例合并癫痫。其中4例为严重感染引起，4例为心功能衰竭合并呼吸功能衰竭导致缺血缺氧性脑病，2例为移植肝功能衰竭所致，1例为颅内感染，1例因严重脑肿胀最终导致脑死亡。3例发生癫痫，其中2例为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的神经毒性，1例患儿是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术后发生ESNC患儿死亡3例，其中1例脑死亡，1例严重心功能衰竭死亡，1例严重感染死亡。结论儿童肝移植术后ESNC发生率为4.8%，严重影响患儿远期预后。感染、心功能不全、药物毒性等导致ESNC，治疗过程中应注意预防ESNC。

简介：摘要A型血友病是由FⅧ缺乏引起的出血性疾病，使用A型血友病供肝进行肝移植，既往罕有报道。本文报告1例轻型A型血友病供者肝移植病例，供者未接受预防性凝血因子治疗，受者术中保留脾脏，在新肝植入后发生Ⅷ因子水平降低，术后早期(24 h)即恢复正常，未发生A型血友病，为后续此类供者器官捐献提供经验。

简介：摘要总结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通过ECMO联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及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成功救治肝移植术后发生应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SC)1例的临床资料并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发病可能的致病因素。发现肝移植术后由于手术应激等因素，可能导致患者发生SC；对于循环不稳定者，可以应用ECMO联合IABP及CRRT治疗，提高抢救的成功率。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劈离式肝移植术后肝再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1年7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劈离式肝移植手术的44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9例，女性25例，年龄(49±12)岁。根据肝再生率(LRR)是否大于100%，分为两组：再生良好组(LRR≥100%，n＝24)和再生不良组(LRR<100%，n＝20)。比较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资料差异及术后生存率。通过门诊复诊或电话随访。结果术后15、30、90、180 d的移植肝体积变化率分别为(117.04±7.00)%、(164.03±16.72)%、(180.98±26.30)%、(159.40±26.28)%。受者的体质量指数、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住院时间、肝功能恢复时间，以及供肝脂肪变性和供肝类型是劈离式肝移植术后肝再生的影响因素。再生良好组受者术后第2、3、4、5、6、7天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以及术后第1、2、3、4、5、6、7天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均低于再生不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生良好组受者术后第5、6、7天的总胆红素水平低于再生不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生良好组在术后第1天及术后第30天的每100 g肝质量门静脉流量情况均好于再生不良组。再生良好组和再生不良组受者术后6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5.8%和7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7)。结论受者的体质量指数、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住院时间、肝功能恢复时间，以及供肝脂肪变性和供肝类型是劈离式肝移植术后肝再生的影响因素。肝再生不良受者的预后明显差于肝再生良好的受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减少或避免肝移植术中输注异体血的系列血液管理改进策略对受者围手术期指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8—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49例成人肝移植受者资料。根据术中是否输血分为无输血组（21例）和输血组（28例）。无输血组男性13例，女性8例，年龄（56.3±11.6）岁；输血组男性16例，女性12例，年龄（54.3±14.2）岁。所有患者术中采用急性血液稀释、低中心静脉压、血液回收等麻醉管理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肝移植术中出血量。随机选取2019年1—7月未采取输血管理策略的40例移植受者作为对照组，男性27例，女性13例，年龄（58.9±14.1）岁。收集各组患者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比较三组移植术后早期的肝功能恢复及并发症等情况，分别采用方差分析、秩和检验、χ²检验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无输血组与输血组术中出血量均少于对照组［出血量分别为（454.2±271.3）、（673.6±333.4）、（890.3±346.7）ml；q=-6.342、-5.286，P值均<0.05］。无输血组ICU住院时间短于输血组和对照组［ICU住院时间分别为（36.4±9.1）、（44.3±14.9）、（58.2±21.1）h；q=-4.432、-3.824，P值均<0.05］，术后第7天无输血组的ALT水平低于对照组［（56.8±32.1）U/L比（89.6±45.6）U/L；q=-3.358，P<0.05］。结论以不输血肝移植为目标开展多学科输血管理技术改进措施，可有效减少肝移植术中出血量，并有助于避免外科输血，且有利于受者术后早期恢复。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临床特征。方法选取2005年1月至2021年4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规律随访的成人肝脏移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新发恶性肿瘤的类型和临床特征。共纳入601例成人肝移植受者，其中女性105例，男性496例，年龄(51.4±9.6)岁。以随访期间内是否合并新发恶性肿瘤将601例肝移植受者分为新发恶性肿瘤组(n＝26)和非新发恶性肿瘤组(n＝575)。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肝移植术前基础疾病、手术时间等临床资料。以门诊复查的方式随访。结果共有26例患者被诊断为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共计28例次(其中2例患者为2次发现不同的新发恶性肿瘤)，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4.3%(26/601)。肝移植手术到诊断新发恶性肿瘤的中位时间为42(20，70)个月。肝移植术后1、3、5、10、1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0.5%、2.0%、6.3%、21.0%、34.5%。在28例次新发恶性肿瘤中，消化系统肿瘤最多，共17例次(60.7%)，其次是肺癌3例次(11.1%)，淋巴系统增殖性疾病2例次(7.4%)，宫颈癌、甲状腺癌、软腭癌、眼睑癌、喉癌和前列腺癌各1例次(3.7%)。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组的随访时间55.9(36.6，102.5)个月长于非新发恶性肿瘤组33.4(18.5，58.9)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患者的1、5、10年生存率分别为96.3%、83.5%、49.8%，肝移植术后非新发恶性肿瘤者的1、5、10年生存率分别为94.5%、77.7%、75.4%，二组累积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0.402，P＝0.526)。结论肝移植术后患者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4.3%,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率高。新发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研究DNAJB6在部分肝移植肝再生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采用DA大鼠作为供体，Lewis大鼠作为受体，构建部分肝移植肝再生模型。按照部分肝移植不同时间点分为6组(每组6对)，分别为灌注前、劈裂肝完成灌注后、门静脉开放后、关腹前、术后第3、7天组。采用C57小鼠构建部分肝切除残余肝再生模型，根据肝切除不同时间点分为6组(每组6只)，分别为对照组、1 d、2 d、3 d、4 d和5 d组。利用基因表达数据库的肝再生数据分析和肝再生动物标本找到肝再生的关键基因。通过转染干扰RNA构建DNAJB6低表达的人源肝细胞。通过蛋白印迹检测细胞增殖核抗原(PCNA)和细胞增殖实验研究DNAJB6与肝再生的关系。通过蛋白印迹检测核蛋白和经典细胞增殖信号通路节点蛋白研究DNAJB6调节部分肝移植肝再生的可能分子机制。结果部分肝切除残余肝再生结果显示，DNAJ家族基因在再生肝基因芯片中差异表达，其中DNAJB6在再生肝基因芯片中低表达。与此同时，DNAJB6在部分肝移植和部分肝切的再生肝组织中低表达。DNAJB6沉默后，细胞PCNA表达水平升高且增殖速率加快。然而，细胞核提取没有检测到β-catenin胞核/质间改变，且Wnt4蛋白水平也未发生变化。虽然，Ras/MAPK下游的p38和JNK2活化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但ERK活化水平升高。结论在再生肝组织中，肝细胞可能通过降低DNAJB6的表达水平抑制Ras/MEK/ERK信号通路以促进肝再生。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龄肝移植受者预后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400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8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7例，女103例；中位年龄为60岁，年龄范围为22~75岁。400例肝移植受者中，200例年龄≥60岁为高龄肝移植受者（ER）设为ER组，200例年龄<60岁为非高龄肝移植受者（NER）设为NER组。受者均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或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3）ER组的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生存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结果（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400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 d至71.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3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R组1、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为72.70%、60.66%，1、3年移植物生存率（GS）分别为72.70%、59.64%；NER组1、3年OS分别为78.84%、75.48%，1、3年GS分别为78.84%、74.22%；两组受者总体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712，5.681，P<0.05）。（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hild-Pugh评分、供肝冷缺血时间（CIT）、合并高血压病、供受者血型、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输入量、术中血浆输入量、术中晶体液输入量、术后7 d内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7 d内最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是影响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26，1.022，1.084、1.070、1.701、2.728、1.000、1.056、1.089、1.000、1.000、1.000、1.003，95%可信区间为1.006~1.045，1.005~1.040，1.060~1.170，1.011~1.132，1.133~2.554，1.701~4.374，1.000~1.001，1.031~1.082，1.039~1.142，1.000~1.003，1.001~1.004，1.000~1.002，1.001~1.004，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1.022，2.761，1.000，1.007，95%可信区间为1.001~1.044，1.612~4.727，1.000~1.001，1.002~1.012，P<0.05）。（3）ER组的分层分析：①ER组200例受者中，0 h≤CIT≤8 h、8 h<CIT≤12 h、CIT>12 h受者分别为96、73、31例，其1年OS分别为77.46%、73.33%、54.07%，3年OS分别为62.67%、65.05%、41.30%，3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708，P<0.05）。②ER组200例受者中，供受者ABO血型相容、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受者分别为182、18例，1年OS分别为77.32%、27.78%，3年OS分别为64.63%、22.22%，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3.165，P<0.05）。结论ER的总体生存情况差于NER，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缩短供肝CIT（<12 h）及避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可以延长ER生存时间。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肝移植治疗肝内胆管细胞癌（ICC）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5年9月至2021年12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等国内5家医学中心收治的22例行肝移植IC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8例，女4例；年龄为57（38~71）岁。观察指标：（1）IC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2）随访情况。（3）预后情况。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1）IC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22例患者中，20例移植前确诊ICC；7例有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1例有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病史；7例移植前有肿瘤治疗史；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B、C级分别为7、6、9例；16例术前CA19-9>40 U/mL；14例肿瘤数目为单发；11例肿瘤位于右半肝、6例位于左半肝+右半肝、5例位于左半肝；9例肿瘤侵犯脉管；肿瘤均为中、低分化；9例有肝硬化改变；4例发生淋巴结转移；10例肿瘤负荷满足米兰标准；22例患者肿瘤长径为4.5（1.5~8.0）cm。（2）随访情况。22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5（3~207）个月。22例患者中，9例肿瘤复发，8例死亡。（3）预后情况。22例ICC患者肝移植后1年总生存率、1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72.73%、68.18%。亚组分析结果显示：10例满足米兰标准和12例超出米兰标准ICC患者肝移植后总生存、无瘤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风险比=0.13，0.26，95%可信区间为0.03~0.53，0.08~0.82，P<0.05）。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12例超出米兰标准ICC患者中，5例术前行肿瘤降期治疗和7例未行肿瘤降期治疗患者肝移植后总生存、无瘤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风险比=0.18，0.14，95%可信区间为0.04~0.76，0.04~0.58，P<0.05）。结论满足米兰标准ICC患者肝移植预后效果明显优于超出米兰标准患者，而对超出米兰标准ICC患者积极行肝移植前降期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构建三角模型规划腹腔镜肝中叶上段肿瘤局部切除术路径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1~6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0例行腹腔镜肝中叶上段肿瘤局部切除术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例，女4例；中位年龄为54岁，年龄范围为41~63岁。所有病人术前构建三角模型规划腹腔镜肝中叶上段肿瘤局部切除术路径。观察指标：（1）病人术前一般情况。（2）手术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肿瘤复发情况和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结果（1）病人术前一般情况：10例病人中，肝细胞癌7例、胆管细胞癌2例、卵巢癌肝转移1例；肿瘤位于肝S4a段3例，肝S8腹侧段2例，肝S8背侧段2例，跨肝S4a+S8段腹侧段3例。肿瘤长径为（3.4±1.0）cm。（2）手术情况：10例病人顺利完成手术，均为R0切除，无术中输血和中转开腹病人。10例病人手术时间为（149±59）min、术中出血量为（294±163）mL、标本最小切缘为（1.1±0.2）cm。术后第1天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为（324±151）U/L、术后第1天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为（401±113）U/L、术后住院时间为（9±4）d。10例病人均未发生胆汁漏、出血等并发症，无再次手术。（3）随访情况：10例病人获得术后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1个月，随访时间范围为7~13个月。所有病人无切缘复发和远处转移。结论构建三角模型规划腹腔镜肝中叶上段肿瘤局部切除术路径安全、可行。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9例行肝移植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1例，女性18例，年龄(51±9)岁。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门静脉并发症组(n＝23)和非门静脉并发症组(n＝76)。另外选择同期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检的3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6名，女性14名，年龄(40±14)岁。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肝移植术后1、7、14、30、180、365、730 d患者肝脏的形态，记录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门静脉血流量。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7、14、30、180 d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流量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随着时间的延长，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呈递减趋势，至术后365 d，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P>0.05)。门静脉并发症组23例患者中，门静脉狭窄者9例，门静脉栓塞者14例。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63.8(46.0，78.6)cm/s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35.0(29.6，41.8)c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3.35，P<0.001)。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血流量993(887，1168)ml/min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811(682，1 018)ml/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37，P＝0.020)。结论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血流量术后早期均处于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可恢复至正常水平。超声动态监测门静脉血流量变化对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