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盆腔器官脱垂（POP）是施行子宫切除术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子宫切除术也可能是未来发生POP的原因。本文主要阐述子宫切除术与POP之间的关系、子宫切除术后是否行预防性或治疗性阴道顶端悬吊术（ASP）、盆底修补手术是否同时行子宫切除术等热点问题。子宫切除术与POP，从盆底解剖结构到术式选择及治疗预后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非POP良性疾病适应证切除子宫而无预防阴道顶端脱垂手段的妇女未来可能有发生POP的风险；而因POP适应证切除子宫的妇女，大多数情况下阴道顶端支撑结构已经受损，脱垂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因此多个指南建议子宫切除术同时行预防性或治疗性ASP以减少术后阴道顶端脱垂的发生。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输卵管间质部妊娠患者术后发生持续性异位妊娠（PEP）的相关因素及早期预测指标。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接受手术治疗的输卵管间质部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PEP分为2组（PEP组患者为8例，未发生PEP组患者为124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法，对两组患者的基础数据、手术方式、术前/术后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比值、β-hCG降至正常时间等进行比较和分析，研究输卵管间质部妊娠术后发生PEP的相关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术后24~48 h β-hCG水平与术前β-hCG水平的比值对于预测术后发生PEP的灵敏度与特异性。结果PSM前，PEP组和非PEP组患者年龄分别为（30.0±4.0）和（32.4±5.0）岁（P>0.05）。PSM后，匹配成功的PEP组患者为8例，匹配成功的非PEP组患者有29例；两组患者年龄分别为（30.0±4.0）和（30.1±3.2）岁（P>0.05），孕次、产次、停经天数、术前β-hCG水平、病灶最大径线等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EP组患者病灶最大径线≤2.6 cm的患者所占的比例（6/8）高于对照组（31.0%，9例）（P=0.025）。PEP组患者术后24~48 h β-hCG/术前β-hCG比值M（Q1，Q3）为52.9%（49.9%，59.7%），高于对照组31.5%（23.8%，39.0%）（P=0.001）；PEP组患者β-hCG降至<6 U/L的时间M（Q1，Q3）为52.0（34.8，92.0）d，大于对照组的24.0（20.5，31.0）d（P<0.001）。两组患者术后24~48 h β-hCG/术前β-hCG比值预测术后发生PE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2（95%CI：0.725~1.000，P=0.001），预测PEP的cut-off值为48.5%，此时诊断的灵敏度为87.5%，特异度为93.1%。结论输卵管间质部妊娠手术中，病灶最大径线≤2.6 cm是术后发生PEP的相关因素。手术后24~48 h β-hCG与术前比值>48.5%是预测术后PEP发生并指导治疗的参考指标。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宫角妊娠的临床特点并比较各种手术方式的疗效，分析术后发生持续性异位妊娠（PEP）的高危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收集2012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宫角妊娠患者，手术治疗方式包括清宫术（在超声监视下或腹腔镜监视下）、宫角切开取胚或宫角切除术（手术入路为腹腔镜或开腹）。采集接受手术治疗的宫角妊娠患者的术前基线资料、围手术期治疗及术后是否发生PEP等临床资料，比较各种手术方式的疗效，并分析发生术后PEP的高危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09例经手术治疗明确诊断的宫角妊娠患者，其年龄为（32.9±4.8）岁；其中18例术后发生了PEP，术后PEP的发生率为16.5%（18/109）。经产妇（OR=7.639，95%CI为2.063~28.279，P=0.001）、病灶最大径<1.5 cm（OR=8.600，95%CI为2.271~32.571，P=0.002）是影响宫角妊娠患者术后发生PEP的危险因素。在宫角妊娠的各种手术治疗方法中，超声监视下清宫术后PEP的发生率最高（56.0%，14/25），明显高于腹腔镜监视下清宫术（1/10；χ2=6.172，P=0.013）；清宫术后PEP的发生率（42.9%，15/35）显著高于宫角切开取胚或宫角切除术（4.1%，3/74；χ2=25.950，P<0.01）。宫角妊娠手术中切除患侧输卵管及围手术期使用甲氨蝶呤（MTX）的患者术后PEP的发生率分别与未处理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经产妇、病灶最大径<1.5 cm以及超声引导下清宫术是宫角妊娠术后发生PEP的危险因素。宫角妊娠患者宜行宫角切开取胚或宫角切除术；若患者具备行清宫术的条件，建议在腹腔镜监视下进行。对于手术病灶清除确切的患者，不推荐常规预防性使用MTX。

简介：摘要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FD）的诊疗需多学科合作、治疗方案繁杂且需个体化、对临床医师的经验要求高，存在疗效欠佳及易发生并发症等问题，迫切需要新的手段助力PFD的诊疗预防。在信息化医疗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步入信息化医疗的第三阶段——智慧医疗，即“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医疗体系。本文综述智慧医疗在PFD的预测及预防、临床决策诊疗方案、手术治疗及随访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总结目前各种智慧医疗诊疗系统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并分析智慧医疗在PFD中的应用前景。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妊娠期及产后脓毒症的临床特征、病因、治疗和预后。方法收集1997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68例妊娠期及产后脓毒症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根据感染来源分为产科感染组（30例）及非产科感染组（38例），分析其临床表现、感染源及微生物学特点、治疗和预后。结果（1）一般情况及临床特征：脓毒症发生于产前39例（57%，39/68），产后29例（43%，29/68）。非产科感染组孕产妇呼吸、肾、肝、凝血功能障碍发生率比产科感染组高，多器官功能障碍、心脏骤停、血乳酸水平≥4 mmol/L更常见，序贯器官衰竭评分高于产科感染组，各项指标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2）感染源及微生物学特点：脓毒症最常见的病因是生殖道感染（37%，25/68）；其中，产科感染组以绒毛膜羊膜炎（40%，12/30）最常见，非产科感染组以腹腔感染（34%，13/38）居多。诊断为血流感染（BSI）的孕产妇37例（54%，37/68），其中以革兰阴性杆菌菌血症多见（70%，26/37），最常见的致病菌是大肠埃希菌；继发性BSI最常继发于生殖道感染（65%，17/26）。（3）治疗：非产科感染组患者ICU入住率、机械通气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均高于产科感染组，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32例（47%，32/68）脓毒症孕产妇行外科手术清除感染源，其中子宫切除术5例。（4）预后：孕产妇脓毒症的病死率为19%（13/68），非产科感染组（29%，11/38）高于产科感染组（7%，2/3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0）。产前诊断脓毒症至终止妊娠的时间为（5.5±8.6） d；其中，产科感染组（1.9±2.2） d，非产科感染组（7.7±10.3） d，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不良妊娠结局发生于早、中孕期者（72%，18/25）高于晚孕期者（3/14），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结论妊娠期及产后脓毒症是一种潜在的危及生命的疾病，非产科感染比产科感染孕产妇并发症更多、病情更危重、预后更差，及时发现危险因素、早期识别和积极治疗有助于改善母儿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