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前临床对宫颈癌预后的判断主要基于普通的病理因素，如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情况、间质浸润深度等。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不少生物标志物被证实与宫颈癌的诊断、预后密切相关。血液学指标和其他内科疾病也一定程度影响着宫颈癌患者的生存。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宫颈癌患者在2009和2018两版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的分布和预后差异，并分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524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2009和2018 FIGO分期分别对病例进行分期，计算Kendall τb系数比较两种分期病例分布的一致性；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各期预后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因素。结果2009 FIGO分期中有1例ⅠB1期因镜下浸润深度<5 mm降至ⅠA1期，51例ⅠB1期因2 cm<肿瘤最大径≤4 cm上升至ⅠB2期，43例ⅠB2期因肿瘤最大径>4 cm上升至ⅠB3期，119例因盆腔淋巴结转移上升至ⅢC1期，11例因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上升至ⅢC2期。两种分期病例分布一致性较好(τb＝0.61，P<0.001)。2018(ⅠA、ⅠB、Ⅱ、ⅢA、ⅢB、ⅢC1、ⅢC2、Ⅳ)、2009(ⅠA、ⅠB、Ⅱ、ⅢA、ⅢB、Ⅳ)FIGO各期患者以及不同T分期(T1、T2、T3、T4)患者的总生存期(OS)(χ2＝107.13，P<0.001；χ2＝93.02，P<0.001；χ2＝92.74，P<0.001)和无进展生存期(PFS)(χ2＝91.95，P<0.001；χ2＝77.69，P<0.001；χ2＝73.27，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2018 FIGOⅠB和ⅢC期的OS(χ2＝20.71，P<0.001)与PFS(χ2＝24.25，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ⅢC1期和ⅠB2期的O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8，P＝0.01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HR＝1.88，95%CI为1.08~3.28，P＝0.026)、病理类型(HR＝2.11，95%CI为1.04~4.27，P＝0.038)、淋巴结转移(HR＝2.18，95%CI为1.34~3.56，P＝0.002)、宫旁扩散(HR＝2.56，95%CI为1.52~4.29，P<0.001)、肿瘤最大径(HR＝1.98，95%CI为1.18~3.30，P＝0.009)、治疗后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A)阳性(HR＝4.49，95%CI为2.09~9.68，P<0.001)、治疗前血红蛋白(HB)水平(HR＝0.58，95%CI为0.35~0.96，P＝0.035)均为影响宫颈癌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按2018 FIGO分期，ⅠB1、ⅠB2、ⅠB3期患者5年OS率分别为100%、97.1%、8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9，P＝0.020)，ⅠB1和ⅠB3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5，P＝0.019)；按2009 FIGO分期，ⅠB1、ⅠB2期患者5年OS率分别为95.7%、8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08，P＝0.003)。对于2018 FIGOⅠB期患者，治疗后SCCA阳性(HR＝1 172.50，95%CI为10.37~132 554.51，P＝0.003)为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化程度(HR＝0.09，95%CI为0.01~0.81，P＝0.032)、治疗方式(HR＝0.17，95%CI为0.04~0.71，P＝0.015)、治疗后SCCA阳性(HR＝190.68，95%CI为14.27~2 547.67，P<0.001)均为影响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2009 FIGOⅠB期患者，分期(HR＝9.56，95%CI为2.38~38.32，P＝0.001)、治疗后SCCA阳性(HR＝126.32，95%CI为12.36~1 290.60，P<0.001)、淋巴结转移(HR＝20.07，95%CI为3.63~111.11，P＝0.001)均为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化程度(HR＝0.11，95%CI为0.02~0.63，P＝0.013)、治疗方式(HR＝0.22，95%CI为0.06~0.75，P＝0.015)、治疗后SCCA阳性(HR＝43.83，95%CI为7.94~241.84，P<0.001)均为影响PFS的独立危险因素。按2018 FIGO分期，ⅡA、ⅡB期患者5年OS率分别为95.7%、7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96，P<0.001)；ⅡA、ⅡB期患者5年PFS率分别为83.1%、6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61，P＝0.006)。按2009 FIGO分期，ⅡA、ⅡB期患者5年OS率分别为90.9%、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5，P＝0.003)；ⅡA、ⅡB期患者5年PFS率分别为75.7%、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7，P＝0.044)。对于2018 FIGOⅡ期患者，病理类型(HR＝20.28，95%CI为2.93~140.32，P＝0.002)、分期(HR＝4.35，95%CI为1.02~18.55，P＝0.047)均为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2009 FIGOⅡ期患者，病理类型(HR＝5.82，95%CI为1.62~20.94，P＝0.007)为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病理类型(HR＝3.09，95%CI为1.22~7.85，P＝0.017)、淋巴结转移(HR＝2.07，95%CI为1.22~3.51，P＝0.007)均为影响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2018 FIGOⅢ期患者，肿瘤最大径(HR＝3.31，95%CI为1.45~7.56，P＝0.005)、治疗后SCCA阳性(HR＝4.67，95%CI为1.22~17.86，P＝0.024)均为影响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病理类型(HR＝4.15，95%CI为1.47~11.77，P＝0.007)、治疗后SCCA阳性(HR＝3.96，95%CI为1.45~10.86，P＝0.007)均为影响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2018和2009 FIGO分期在宫颈癌患者中分布一致性较好，2018 FIGOⅠB期对预后的判断更具优势，但是ⅢC期并不能准确地判断预后，淋巴结转移情况和肿瘤最大径是较为重要的预后因素。

简介：摘要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单纯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性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过继性T细胞疗法、双免疫治疗等）和免疫联合其他治疗（如化疗、抗血管生成治疗、放疗等）。免疫治疗的不断发展以及治疗方案的完善，可改善患者的生存和预后，为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简介：摘要目的比较不同方式治疗Ⅲ期宫颈癌患者的不良反应和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将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94例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分期为Ⅲ期宫颈癌患者(ⅢA期16例，ⅢB期23例，ⅢC1期136例，ⅢC2期19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根治性放疗±化疗组(81例)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13例)，采用χ2检验比较不良反应的差异。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无进展生存曲线，并行Log rank检验。进一步对136例ⅢC1期患者进行分析不良反应和预后的差异。结果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3、4级血红蛋白下降(χ2＝10.68，P＝0.004)、直肠黏膜炎(χ2＝14.41，P＝0.001)以及阴道瘘(χ2＝7.16，P＝0.012)，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χ2＝10.96，P＝0.002)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χ2＝8.49，P＝0.010)升高。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8.3%和74.5%(χ2＝5.33，P＝0.021)。在136例ⅢC1期患者中，根治性放疗±化疗组(34例)更容易发生直肠黏膜炎(χ2＝13.25，P＝0.003)，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02例)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χ2＝6.18，P＝0.046)。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5.5%和86.3%(P＝0.893)，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5.6%和77.1%(P＝0.244)。结论对于Ⅲ期宫颈癌患者，与根治术+放疗±化疗组相比，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更容易发生进展，预后较差；对于ⅢC1期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预后无明显差异。2种治疗方式可导致不同的不良反应，无明显优劣。考虑手术所带来的风险和经济负担，更推荐ⅢC1期宫颈癌患者行根治性放化疗。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术前Naples预后评分(NPS)对胸段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扬州大学附属泰兴人民医院胸外科接受食管癌根治术的134例患者，根据术前血清白蛋白、总胆固醇、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NLR)以及淋巴细胞计数与单核细胞计数的比值(LMR)的中位值计算NPS，并将患者分为NPS 0分组(20例)、NPS 1或2分组(62例)和NPS 3或4分组(52例)，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行log-rank检验，应用Cox模型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NPS与患者预后的关系。结果NPS 0分组患者的1、3和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95.0%、70.0%和60.0%，NPS 1或2分组患者的1、3和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6.1%、24.2%和24.2%，NPS 3或4分组患者的1、3和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48.1%、3.8%和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1.27，P<0.001)；NPS 0分组患者的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00.0%、80.0%和70.0%，NPS 1或2分组患者的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8%、36.7%和32.3%，NPS 3或4分组患者的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0.4%、32.7%和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70，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T分期、N分期、TNM分期和NPS均与胸段ESC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密切相关(均P<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分期(HR＝1.46，95%CI为1.07~2.00，P＝0.019)、N分期(HR＝1.34，95%CI为1.02~1.76，P＝0.037)和NPS(将NPS 0分组设为哑变量，NPS 1或2分组：HR＝3.35，95%CI为1.58~7.11，P＝0.002；NPS 3或4分组：HR＝6.15，95%CI为2.89~13.11，P＝0.001)是影响无进展生存期的独立因素。另外，T分期(HR＝1.67，95%CI为1.01~2.77，P＝0.046)，N分期(HR＝1.44，95%CI为1.00~2.20，P＝0.048)和NPS(将NPS 0分组设为哑变量，NPS 1或2分组：HR＝3.10，95%CI为1.31~7.32，P＝0.010；NPS 3或4分组：HR＝5.09，95%CI为2.14~12.11，P＝0.001)也是影响总生存期的独立因素。结论术前NPS在预测胸段ESCC患者生存预后方面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