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香港本土意识的出现，既是港英政府刻意而为的结果，也是战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一国两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在香港可能会出现的“身分危机”，使香港民众敏感、焦虑、悬浮的身分认同问题暂时得以安顿下来。近年来，随着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凸显，香港本土主义情绪再次迅速冒升。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近年来，泸州市坚持把人才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围绕“决胜全面小康，建成区域中心”总体目标，牢固树立“五大意识”，开明开放、聚智聚才，主动担当起人才强省战略的泸州责任，着力建设成渝城市群南部区域人才中心。

简介：<正>专利授权和保护制度中技术的理想存在模式是一项专利对应一项产品。在专利制度开创以后到信息技术时代来到以前,这种假设在广泛的范围内都是正确的。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如果将一项技术放入背包中再摇晃它,它能够产生响声"。然而,信息技术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迅速得到专利保护,使得许多新产品不仅包

简介：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根深叶茂,大多数台湾民众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叙事中理解和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记忆。但是,在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与大陆民众的社会记忆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台湾民众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有逐步淡漠的趋势。因此,在两岸交流互动的基础上,唤醒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构建两岸同胞共有的新的社会记忆,消解两岸同胞差异性的社会记忆,对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社区矫正需要在我国富有成效地推进。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定性尚不明晰，专业化程度较低，“双主体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改进的方案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实行单一化；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司法所不再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

简介：在西欧封建社会,由于民族凝聚力的缺失,政治派别间的利益纷争往往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共同体的瓦解,致使人们普遍厌恶派别纷争,并将其视为宗派;到近代西欧社会,随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政治派别间的利益纷争不仅没有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失序,反而制度化为建设性的政党政治。从宗派到政党的转换,民族凝聚力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简介：“CriminalJustice”是法学和犯罪学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对其翻译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科建设和工作定性，吴宗宪教授和曹立群教授对此有不同的中译并有各自的理由。然而，就学科的称谓和工作的性质而言，如果用四个汉字来进行翻译的话，不能排除将其译为“刑事执法”，相关问题的不确切表述亦应予以纠正。

简介：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始于2002年8月，上海是全国最早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地区。在我国，社区矫正是指将被依法判处或裁定的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放在社区，运用非监禁的方式，依靠祉区力量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提到要“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在北京、上海、江苏全面推开，司法部确定的第一批、第二批试点单位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这项改革不仅在我国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在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简介：美国病理学家杰克·科沃基恩名垂世界安乐死运动史,他以公开拥护临终病人通过医生协助自杀而获得死亡权利而闻名,他说他帮助了130名病人实行了安乐死,被称为＂死亡医生＂。1999年,他因二级谋杀被判入狱,2007年6月1日获得假释出狱。2010年,根据杰克·科沃基恩传奇故事改编的传记电影《死亡医生》正式公映,老戏骨阿尔·帕西诺凭借科沃基恩这一角色的精彩演绎,斩获第68届美国金球奖、第62届美国艾美奖电视电影最佳男主角。

简介：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两朵乌云'现象,现有的主流理论均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应定位于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规制,以及对交易成本的减少与克服。应当围绕该价值目标对智力成果设定产权制度,合理划定其适用边界,着力对市场机制予以恢复和完善。

简介：刑事被追诉人称谓的科学程度，往往可以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进程以及权利保障的力度。故我国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刑事被追诉人的称谓方面，改变了以往统称为“被告人”或“人犯”的做法，将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按诉讼阶段区分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即在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正式起诉之前称为“犯罪嫌疑人”，之后称为“被告人”。这种改变体现了我国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与保障人权方面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本文正是以这一区分为背景，通过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称谓体例，提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称谓应当具有科学性，这一命题包括两个内涵：一是被追诉人的称谓应显示出层次性、渐进性，二是称谓应与背后的各阶段权利实现对等。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九六年《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作了简单区分，但修改后的称谓并不具备上述两个要素，故依然欠缺科学性。为此，笔者从分析与解释问题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目前被追诉人的称谓进行了重新建构：通过设置由低到高、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以及规定确认被追诉人的专门程序，来实现被追诉人称谓应有的层次性、渐进性；通过将被追诉人的基础性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以及逐渐增补阶段性权利，来实现被追诉人称谓与权利的大致对等，保证称谓的“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