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将专业性、预测性与行政判断余地理所当然地联系起来，不仅忽视了行政判断余地在风险行政领域的形成脉络、理论基础和具体构造，还可能导致行政判断余地在我国的盲目扩张，对行政法治的建构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以德国核能法为例，行政判断余地的基础在于功能法正当原则、规范调整对象的特点和行政权的功能优势。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属性或行政事务的类型（诸如专业性决定或预测性决定）出发建构判断余地，忽略了行政判断余地成立背后的基本权利保护、行政决定的特点、行政决定作出的构造等因素。对行政判断余地的考察应建构一种综合衡量的对话模式，方能避免行政判断余地理论的空洞化，这对我国环境法与科技法等领域的司法审查皆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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