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分析结核性脑膜炎(tuberculous meningitis,TBM)患者临床特征和远期预后的影响因素,为其临床诊治和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2014年1月至2021年12月60例出院诊断为TBM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1年以上患者根据其预后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两组患者远期预后的相关因素。结果60例TBM患者,男性33例(55%),女性27例(45%),年龄15~79(44.5±19.8)岁,30例(50%)合并脑炎,21例(35%)存在结核播散感染,病原学确诊22例(36.7%),其中22.7%(5/22)抗酸染色阳性,36.4%(8/22)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培养阳性,90.9%(20/22)分子生物学阳性。55例患者随访1年以上,中位随访时间52(43,66)个月,预后良好40例(72.7%),预后不良15例(27.3%),死亡11例,病死率20%。高龄(OR=1.06,P=0.048)、低钠血症(OR=0.81,P=0.020)、脑脊液蛋白含量高(OR=3.32,P=0.033)、急性期脑梗死(OR=10.50,P=0.040)、脑积水(OR=8.51,P=0.049)是影响TBM远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TBM患者病死率高,分子生物学检测可提TBM诊断的敏感度并有效缩短诊断时间。高龄、低钠血症、脑脊液蛋白含量高、急性期脑梗死、脑积水是影响TBM远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长期接受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cART)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风险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8年至2020年来自全国多中心的长期接受cART的HIV感染/AIDS患者队列的基线数据,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按年龄和性别匹配未接受过cART的HIV感染/AIDS患者作为对照。采用抗病毒药物不良事件的数据简化模型(data collection adverse events of anti-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drugs reduced model, D:A:D [R])评分、弗雷明汉风险评分(Framingham risk score, FRS)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风险评分,分别评估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患者的10年CVD风险。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10年CVD高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01例长期治疗的HIV感染/AIDS患者和300例未治疗的HIV感染/AIDS患者,平均年龄为39.8岁,男性患者490例(81.5%)。基于D:A:D[R]评分,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评估≥10%者分别占4.3%(13/301)和6.3%(19/300);基于FRS,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评估≥10%者分别占13.4%(36/269)和10.6%(28/264);基于ASCVD风险评分,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7.5%者分别占10.4%(14/135)和13.8%(17/123)。3种CVD风险评估模型均显示,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的10年CVD高风险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0)。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A:D[R]评估10年CVD风险≥10%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106/L[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697.48、4 622.28、23.11、25.95、27.72、18.25,均P<0.010];FRS评估10年CVD风险≥10%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男性、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AOR=53.51、4.52、36.93、36.77、6.15、3.84,均P<0.050);ASCVD风险评分评估10年CVD风险≥7.5%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男性、吸烟、高血压、糖尿病(AOR=18.48、14.11、14.81、13.42、12.41,均P<0.050)。结论未发现长期接受cART对HIV感染/AIDS患者CVD风险产生影响。HIV感染/AIDS患者CVD高风险的影响因素为年龄≥50岁、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传统CVD危险因素,以及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106/L。
简介:摘要2021年年底正式发布的《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是基于我国临床实践和中国人群相关研究数据,并结合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在前四版的基础上更新修订而成。2021版指南建议抗病毒治疗(ART)启动之前进行HIV耐药检测;强调HIV载量检测在HIV感染诊断和ART启动及随访中的重要性;更新艾滋病机会感染诊断技术进展、ART时机与方案、以及机会感染预防;倡导早期快速启动ART的理念,突出了整合酶抑制剂及单片复合制剂在ART中的价值和优势,首次将多替拉韦+拉米夫定二联方案写入推荐的ART方案中,增加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抗病毒药物作为ART备选方案选择;首次对暴露前预防(PrEP)的实施和随访进行规范;细化了HIV全程管理的五个环节和实施流程,体现了HIV关怀与其他慢病服务和管理的连接。此版指南的更新修订体现了我国在艾滋病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的进展。
简介:摘要:随着各行各业精细化管理改革的加速推进,国家更是下大力度全面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建筑行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在历史的浪潮下,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日益增长的建筑业与加速消耗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正日渐凸显,这就对建筑工程施工中的节能降耗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当前的建筑工程施工仍是一项粗放型的行业,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量巨大。然而,建筑施工活动流动性大、机械化程度低、管理粗放,尤其对能源消耗的管理工作更是停留在手抄笔记的初级阶段。同时,无论是现场管理人员还是直接参与施工生产的现场施工人员,节约能源意识淡薄,铺张浪费而不自知。这是建筑施工领域的一大痛点,如何实现建筑施工能源的精细化管控,提高人员节能素质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简介:摘 要:中国经济建设水平持续增长,人们对于自身住所的看重程度也在不断上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建筑行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变的格外激烈,同时在行业内的建筑公司内部项目管理中也出现了不少仍待处理的难题,建工领域内的所有公司必须学会使用正确的方法,来高效增强建工领域施工技术管理水准。在本文中,我们结合常见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技术管理问题,优化其管理体制,改进其体制上存在的弱势,有效提升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水平。
简介:摘要HIV/AIDS已由不治之症逐渐转变为内科慢性疾病,但仍有1/3左右的患者诊断较晚。晚发现感染者具有较高的住院率和传播风险、较重的经济负担和较差的远期预后,故HIV感染晚发现是我国目前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挑战之一。非高危人群筛查范围有限、临床医护人员对HIV感染者非特异性症状的识别不足、男男性行为HIV感染者循环重组株01_AE亚型比例较高导致疾病进展快是我国HIV感染者晚发现的重要原因。目前HIV/AIDS的诊疗重心已逐渐转移至综合性医院,提高综合性医院临床医疗人员对HIV感染后非特异性症状的识别、扩大对患者各种复杂的机会性感染及合并症的认知、重视手术及其他侵入性操作前HIV抗体筛查或将有效降低晚发现比例。以综合性医院为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结合CDC以及传染病院三架马车并进或将成为未来HIV/AIDS防治工作的重要形式。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的相关临床特征与死亡相关性。方法文献检索2020年1月至8月发表的有关HIV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共感染的队列研究、横断面研究和病例系列,选择年龄、合并症、CD4+T淋巴细胞计数、HIV RNA水平、抗反转录病毒方案为评价指标,使用系统综述及荟萃分析评估与病死率的关系。采用Stata 15.0软件进行荟萃分析。结果共纳入24篇文献,939例HIV/2019-nCoV共感染病例。总体病死率为10.3%(97/939),高龄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肿瘤与病死率增加相关(95%可信区间分别为0.005~0.050,0.042~2.294,0.390~2.754,0.513~2.848,0.348~3.743,1.943~7.101,P=0.021、0.043、0.012、0.008、0.022、0.005)。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或>500/μL、HIV RNA水平低于检测下限及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包括替诺福韦)与病死率无相关性(均P>0.05)。结论HIV感染人群患COVID-19整体预后与普通人群相似,高龄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肿瘤与病死率增加相关,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病死率无关,初步评估主流抗HIV药物对于COVID-19无明显保护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基线HIV-1 RNA > 50万copies/mL的HIV-1感染者,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前后外周血totalHIV-1 DNA的变化。方法从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中选取基线HIV-1 RNA > 50万copies/mL且HAART 96周HIV-1 RNA < 50 copies/mL的初治HIV-1感染者为试验组,年龄性别相当的基线HIV-1 RNA < 50万copies/mL的HIV-1感染者为对照组。检测两组患者基线和HAART 24、48、96周时total HIV-1 DNA水平。结果基线及HAART 96周,试验组total HIV-1 DNA均高于对照组3.48(3.21~3.80)lg copies/106 PBMCsvs 2.90(2.54~3.30)lg copies /106 PBMCs(p<0.001),2.82(2.38~2.96)lgcopies/106 PBMCs vs 2.37(1.99~2.65) lg copies /106 PBMCs(p=0.001)。HAART 24周、48周,试验组detal HIV-1 DNA较对照组高0.67(0.41~1.03)lg copies/106 PBMCs vs 0.39(0.09~0.73)lg copies/106 PBMCs(P<0.001), 0.8(0.46~1.16)lg copies/106 PBMCs vs 0.43(0.04~0.63)lg copies/106 PBMCs(P<0.001)。且HAART前后total HIV-1 DNA水平均与基线病载正相关。结论基线极高病载患者HAART 96周内存在较高total HIV DNA水平,建议选择强效HAART方案来有效降低储存库。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出现颈动脉异常的发生情况和影响颈动脉异常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03年4月至2019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AIDS门诊规律随诊,并于2015年7月至2019年12月完善颈动脉超声检查的169例HIV感染/AIDS患者,按年龄分为青年(≤44岁)和中老年(≥45岁),收集纳入患者的体格检查资料。统计学方法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单样本t检验。结果169例HIV感染/AIDS患者中,颈动脉异常40例(23.7%),颈动脉无异常129例(76.3%)。中老年[比值比(odds ratio,OR)=3.85, 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1.54~9.65,P<0.01]、高血压(OR=6.24,95%CI 1.95~20.00,P<0.01)、高脂血症(OR=2.44,95%CI 1.00~5.93,P<0.05),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HLA)-DR+CD8+/CD8+增高(OR=1.03, 95%CI 1.01~1.06,P<0.05)可增加发生颈动脉异常的风险。HIV感染/AIDS患者中Ⅰ组(20~30岁)、Ⅱ组(31~40岁)、Ⅲ组(41~50岁)的颈总动脉内中膜厚度(inner medium film thickness,IMT)分别为(0.061 0±0.001 2)、(0.062 9±0.001 4)、(0.065 6±0.002 6) cm,分别厚于对照组的(0.051±0.003)、(0.056±0.004)、(0.063±0.002) 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119、4.775、1.739,均P<0.05)。HIV感染/AIDS患者中A组(30~44岁)、B组(45~59岁)的颈总动脉IMT分别为(0.062 6±0.001 1)、(0.072 3±0.003 4) cm,分别厚于对照组的(0.052±0.011)、(0.064±0.015) 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520、3.012,均P<0.01)。结论相对年轻的HIV感染/AIDS患者较同龄HIV阴性人群发生颈动脉异常的概率更高,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更大。提示对于HIV感染/AIDS患者特别是青年患者,应早期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尽早发现异常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简介:摘要自1981年报道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的防治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随着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鸡尾酒"疗法的发现、推广和不断改进,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生存和预后已得到了显著改善。随之而来的非艾滋病相关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越来越成为影响患者临床结局的重要因素。后"鸡尾酒"疗法时代的到来对艾滋病的临床诊治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本研究简要回顾了全球艾滋病治疗和研究的现状,并阐述了当前我国艾滋病临床诊治研究中面临的个体化方案与多学科诊治、治疗简化与耐药应对,以及功能性治愈与慢性炎症控制等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