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公共事件下新媒体的应用研究—以新冠肺炎和非典为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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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公共事件下新媒体的应用研究—以新冠肺炎和非典为例

蔡宇瑄 孙斐然 姚文洁 梁佳文 张子怡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步入了新媒体时代,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的今天,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应急管理。因此本文通过对比政府对2003年的SARS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的应急管理,研究现行的应急管理体系的不足、进步之处和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的优缺点,进一步分析突发性公共事件下新媒体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关键词:新媒体;应急管理;突发性公共事件

  1. 新媒体和应急管理发展的现状

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新媒体也随之发展变化,行业中的各类媒体在不断更替和进步。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疫情期间部分互联网应用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在此条件下,国家对新媒体的发展十分重视,大力支持新媒体的发展与完善,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推进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建设,加快各个领域实现信息化的进程,发展新产业。另外,国家意识到新媒体在应急管理方面的重要性,在面对各种场合的突发事件时,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已经成为了解决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而新媒体在应用于应急管理的初期,只是起到信息传递作用,而忽略了公众和社会的态度,就难以把持整个突发事件的发展方向。面对新媒体的逐渐发展,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就有了新的方式和要求。第一,突发事件的信息源变得多元化起来,使得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变得更加透明化。第二,公众的态度和意见受到重视,使得政府能够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和民心所在,调整做法。这是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随时代发展而逐步完善的体现。

  1. 新冠疫情中政府采取的措施

从此次新冠疫情中就可以看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已有了很大提升。据调查,政府部门采取了以下疫情防控措施:

  1. 加强中央政府的组织领导,统一协调指挥

在疫情爆发初期,习总书记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李克强总理担任,该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对疫情的统一指挥和统一领导。领导小组自成立以来,共举行了二十次会议,发布了四次文件,对疫情严重地区派出专门的领导小组,推动一线防疫组织工作,切实领导了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此后疫情防控的逐步展开奠定了基础。

  1.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通过各省市及中央的防疫工作新闻发布会以及各大媒体账号,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众发布疫情实时进展、所做疫情防控措施等疫情相关信息,积极引导舆论,公开信息,通过这些媒介向社会公众大力宣传科学有效的个人保护措施,坚定能够打赢防疫攻坚战的决心,稳定民心。

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各大公共平台账号为例,自疫情发生以来至本文写作时,微博账号有关“新增确诊”的微博超过1035篇,官方抖音号发布的“战疫VLOG”合集更新至34集,播放次数达7.4亿次。微信公众号有关“疫情”的文章累计超过200篇,累计阅读次数超过2000万次。这些公开文章在疫情尚处于爬坡阶段时是大众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也是疫情常态化之后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

  1. 加强科学研究,全力救治患者

向新冠疫情高危地区调配最强的专家资源,研究查明传播途径和传染来源,找到暂时治疗新冠疫情的方法,最大程度减少死亡病例,并能尽早研发有效药进行救治。扩增隔离点为患者提供住所,并为新冠患者减免治疗费用,减少患者经济方面的顾虑,确保患者被及时救治。

  1. 限制人口流动,实施交通卫生检疫

在疫情初期,暂停武汉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等交通运输工具的运营,严格管控营运车船进出武汉。据悉,2020年1月1日至23日,武汉平均每日流出25万人;封城后,1月24日和25日武汉流出人口分别降至14万和8万,26日后接近于零,这对减少疫情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责令人民群众减少外出、居家隔离;停工、停业、停课;并限制使用易发生新冠肺炎传染的场所,避免大型聚集性活动,例如家庭聚会、影院演出等。

在航空、铁路、公共交通、长途客运等公共交通服务单位,设立相应的交通卫生检疫站,对所有出入境、跨省市流通的人员和物资进行防疫筛查,对新冠病人、疑似病例移交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1. 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强化应急保障

在城与城之间以及公共场所设立临时卫生检疫站;地方政府干部对外来、外归人员密切监控,实施强制居家隔离措施;隔离监控与确诊病例接触过的人员,降低传染风险。

在疫情危重地区,调配应急救援队伍进入随时待命状态,做好充分准备在突发紧急情况时挺身而出;调用部队保障救援所需物资、设备等准时到达,寻找并组建应急隔离场所;保证交通、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有关单位平抑物价,防止哄抢,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造谣传谣等一切扰乱社会治安的问题。

在以上这些疫情防控措施中,新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新媒体出现以来,新媒体由于其信息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好、实时性强、受众广等特点,使舆论传播的主战场发生了转变[2]。相较于传统媒体,原先的信息受众方现在转变成了信息源,传统媒体的发声和影响力受到了一定影响,舆论的发展开始变得多样化、复杂化,这也给政府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舆论引导带来了相应的难度。

  1. 新媒体在SARS和新冠疫情中应用的对比

  1. 新媒体在新冠疫情中的积极作用

在此次疫情中,各大新闻媒体利用新媒体社交账户加强了舆论领导能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功能实时准确的发布有关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个人防护措施与政府抗疫措施等信息;同时各地政府部门也推出自己的微平台,加强了政务新媒体舆论传播引导的功能,各种官方渠道的发声,能够让公众知道自己所处形势,从而警示公众并减缓心理恐慌,为政府抗疫措施顺利实施提供保障。可见新媒体不仅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发布的疫情相关信息,而且能够使政府知道公众对于疫情的看法和顾虑,从而帮助政府做出符合民心的有效防疫措施。新媒体通过监控舆论、引导公众在恐慌中树立正确价值观,通过破解虚假消息、宣传伟大人物事迹、提供心理治疗平台等,缓解民众消极情绪;同时,新媒体监督各地政府领导干部是否防疫到位,抨击形式主义的抗疫,从而消除形式主义的应急管理。

  1. SARS时期新媒体下应急管理的不成熟

同样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被公众熟知的就是2003年的SARS事件,这是中国政府自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面临到的重大疫情。虽然当时中央政府对疫情的防控采取了与新冠相类似措施,但是,就应急管理而言,新冠明显优于SARS。这不仅是由于SARS期间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应急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在制度层面缺乏对应急管理的支持,还由于当时信息不披露,媒体缺位,导致信息传播不及时。

一方面,SARS前期并没有得到官方媒体的重视,且政府对疫情信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在SARS刚被发现初期,《人民日报》即发表文章称民众只要注意预防,无需对疫情感到恐慌;而且当疫情开始蔓延时,官方媒体也没有对其表现出较高的重视。由于缺乏官方的报道,民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各类谣言在民间泛滥;政府为安抚民众的情绪,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对疫情信息进行了全面封锁,不允许各大媒体把各地区疫情情况公开透明地传递给公众,进而又促进了谣言的滋生。在SARS初期,媒体有长达四个月的集体失语,使疫情信息无法有效传递给公众,而谣言通过公众的口口相传和当时流行的短信等渠道四处扩散,这在造成社会恐慌的同时,也使得国内公众在SARS疫情初期的应对存在一定的滞后。此外,由于尚未建立起成熟健全的信息收集系统,当时对于疫情信息的收集统计和调查管理能力较低。另一方面,当时新媒体还没有像如今这么普及发达。虽然SARS中后期,政府开始认清形势,利用媒体公开发布疫情信息,及时告知疫情蔓延的进展,为公众解除疑虑,并且重视起控制舆论导向,但是,大多数公众还是从报纸等传统媒体上了解信息,没有形式多样的新媒体加以辅助,信息的滞后性与单向传递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给SARS的应急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1. 新冠疫情时期新媒体下应急管理的进步

显而易见,通过对比SARS事件与新冠疫情,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路径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1. 新媒体成为主流,传统媒体与之深入融合

新媒体呈现出的社交化和移动化的特点,能让公众通过更为灵活和多样的方式获取信息,其渠道不再受单调的传统媒体所束缚。例如,在SARS时期,媒体往往是通过报纸的形式进行报道,采取图文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多的向公众传递信息;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迅猛发展的短视频平台作为新媒体的一种,将短小而信息量丰富的疫情相关视频直接推送给用户,文字、声音、图像的结合给用户带以感官的多重刺激,发布者再通过编辑超链接功能,指引用户深入探寻视频中传递出的信息;与此同时,平台转发的便捷性促进了短视频的传播,从而使得信息在用户的参与下传播得更加广泛。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多个官方权威账号打造出了具有权威公信力的媒体社交平台,联动多种媒介,在多个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电视、广播等进行信息的传播和互动,通过结合传统媒体的自身实力与新媒体的传播力,既提高了权威新闻信息的传播范围,又积极地引导了社会的舆论方向。

  1. 新媒体的兴起实现了“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指的是社会公众不再被动的接受新闻媒介的信息,而是化被动为主动,作为事件的参与者主动通过新媒体获取全方面的信息,积极参与、努力发声。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借正确舆论引导公众的方式不同,新媒体快速传播信息的特点使公众先自发聚集舆论,自下而上对政府形成压力;而新媒体低门槛性、高开放性的特点又使公众有了向政府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政府部门也能借此平台及时掌握舆情并对民意作出反馈。“社会参与”能够加速信息的传播,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带动更多人行动起来。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以各大社交媒体APP为主要媒介,公众在这场战疫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公众的深入参与,众志成城,中国的防疫工作才能顺利推进。

  1. 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不足

同时,在此次的防疫攻坚战中,我们也能看出新媒体是大势所趋,中国在进入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时期后,该体系还存在不足。

  1. 信息传播速度过快,造成舆论风向引导的滞后性

由于政府对重大突发的公共事件需要时间处理、核对,从而权威的官方信息不能够及时有效的传播,这会导致公众内心恐慌情绪蔓延。新媒体对政府的危机传播是一把双刃剑。例如,在今年年初,疫情还在爬坡之时,正面且正确的疫情防控信息广泛迅速传播的同时,各种负面或错误的信息也呈井喷之势蔓延开来。据调查,自2020年1月28日至2月20日,腾讯较真平台共抓取345条谣言;清博大数据开发的疫情谣言粉碎机共抓取辟谣信息365条[3],可见新媒体带来的谣言之多。这些错误信息在新媒体时代能够被公众轻松取得并立刻传递出去,但却未必能准确接收到辟谣信息,这就导致各路谣言遍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此外,新媒体平台上的负面消息往往更易受到用户的关注,此类信息的传播放大了民众对风险的认识,导致民众出现草木皆兵的情况,进一步渲染了民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

  1. 危机的突发性特点,造成信息情报抓取的滞后性

许多公共卫生事件是突发的,在真正引起重视之前,很多潜在的民间信息往往是不易察觉的,基于此,各级政府部门乃至中央政府也只能被动的接收信息,等待事件发酵才能被引起足够重视。对于出现的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和信息情报的抓取不到位有直接关联;同时,在政府体系内,信息的上报有严格的制度,层层上报也会造成时间的拖延和决策的拖延。

  1. 各地区和各部门间存在管理和信息壁垒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是一项需要各地区和各部门间进行全方位配合的工作,即各主体间应密切协作以达到信息共享。但在现实中,纵向上上级政府无法准确判断实地情况,使下级政府无法达成所下发的政策;横向上各省市之间政策不同,各部门间也相互独立,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较为普遍,导致各主体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存在问题。

  1. 新媒体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通过以上对新媒体在应急管理中应用的分析,不难看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在应急管理中的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显著,无论政府愿意与否,政府的应急管理都需要和新媒体结合起来。如何将新媒体应用到应急管理中,发挥新媒体在应急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应急管理机制

利用新媒体建立相应的应急管理机制,能够有助于突发事件更高效、快速的解决,也能够阻止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更大的影响。通过应急管理机制,当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够及时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及时指导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解决部署,下达相关指令,从而能够使各地方、各部门有条理的对突发性公共事件进行应急管理。通过信息传导机制能够及时将信息传到全国各处,使全国都有防范意识和危机意识,防止事件的进一步恶化。还要建立信息收集系统,对新媒体上的信息进行收集,然后进行筛选、识别出有益的信息,从而能够有益于政府的应急管理,高效解决突发事件。

  1. 建立公共平台,让公众参与其中

建立一个公共平台,给群众提供一个官方的平台来提出建议,让群众能够参与到应急管理之中,同样也减少了政府整理建议的工作,让政府能够更加集中于应急管理的工作中。通过公众的建议,给政府应急管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更好的开展应急管理的工作。

  1. 更好的监督政府人员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新媒体上的群众舆论无形之中在提醒着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进行应急管理,尽快解决突发性公共事件。同时利用新媒体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使政府工作人员不敢懈怠,恪尽职守,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有利于政府在群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4]

  1. 新媒体下应急管理的优缺点以及改进建议

通过以上对新冠肺炎和非典两次疫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在控制和解决问题方面的重要性,通过近几年的发展,新媒体的优势愈发明显。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帮助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信息公开机制,组织各地展开群防群治,将政策渗透到每一个地区;对于公众来说,新媒体可以帮助他们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发布的疫情相关信息,实时掌握疫情的变化;并且参与到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中,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而让政府更好的展开社会工作;同时,公众可以通过新媒体向重灾区提供物资和人力帮助,这就真正体现了中国团结友爱的精神力量。

然而,新媒体的发展仍然不够完善。其一,政府因为自身需要时间整理和确认信息的准确性,从而不能及时阻止虚假信息的传递,容易造成社会的恐慌。其二,层层的政府体系,可能不易捕捉到民间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的苗头,而等到事件发酵之后才能着手处理。其三,各地区和各部门的衔接和协调仍存在问题。

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体系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政府在这其中需要起到引导作用,理性认识突发事件,冷静应对网络舆情,加快信息传递系统,协调统一好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努力深入民间,了解公众的想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下基层。

政府建立好新媒体下的应急管理路径,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预防、管理机制,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保障社会安全。





1] 2020年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

2] 李昕昕.公共部门“塔西陀陷阱”应对策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20):188-190

3] 冯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20,(2):12-17

4] 古长乐.网络新媒体视域下政府应急管理路径选择[J].科技视界,2015,000(10):117-118



作者简介:

蔡宇瑄,女,生于2000年3月,汉族,江苏南通人,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在读,金融工程研究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审计大学2020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1287026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