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高潮。然而，因道德权威性的丧失而带来的道德分歧，也导致了对共和理念的侵蚀。民国初年政治乱局的缘由，就在于政治制度背后共和精神的缺位。共同体如何形成基于“伦理公共善”之上的集体认同，因此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章士钊、李大钊等致力于民初宪政实践的知识分子，虽然将宪政秩序视为塑造共同体公共认同的重心，但在他们看来，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内含公共伦理的“道德共同体”。这种公共伦理或是来源于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尊重，或是来自个人良知的汇合。如果说，新教改革以来的西方社会，试图通过分离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以应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那么，五四知识分子则更注重个人德性与伦理规范的互动。在对中国思想史脉络自我理解的过程中，五四知识分子的公共伦理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
出版日期
2015年03月13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