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应该是“合力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应把“九评”、“一论”、“再论”再当成新的“凡是”‘“九评”也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未必合适。苏共的衰亡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的蜕变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主要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对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他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再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准。从整体上认识把握苏联解体，就应按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尖锐提出过的那句名言行事，即拒绝“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
出版日期
2011年03月13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