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王权与贵族、教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权益诉求上,《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条款的主体部分,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恢复贵族、教会的传统特权。同时,其中对城市特权的承诺及其一些模糊的表述,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宽泛的想象空间。在其颁布后的数个世纪中,《大宪章》不断被确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另一方面,《大宪章》又不断遭到王权的践踏,直至在都铎"新君主制"扼制下处于"沉潜"状态。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动,《大宪章》才被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并为19世纪后期勃兴的"辉格诠释模式"加以阐扬,但这一将现实与历史机械对接的做法在西方史学界不断遭到质疑。由此,如何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政治影响,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简介:学校简介北京市大峪中学始建于1946年,1978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中学,2004年进入北京市普通高中示范校行列。学校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达40%以上。学校现有包括初中部、高中部、新疆部在内的49个教学班,近1700名学生,专任教师160人,其中特级教师6人,高级教师72人,硕士、博士、研究生46人,市级骨干教师4人,区级骨干教师24人。在“崇德尚学、知行合一”价值观的引领下,学校大力发展每个人的天赋才华,培养自主性创新人才。学校成立“山谷书院”,开发涵盖各个学科的“山谷课程”累计80多门,深受学生欢迎,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办学,与国内外著名大学、科研院所、知名高中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简介:本文將《繫年》中的大量字形與抄寫時代較早的新蔡葛陵簡、曾侯乙墓竹簡等楚系簡牘文字進行比較,發現《繫年》的字形特徵具有相當古老、正統的特色,尤其是與下葬年代在楚悼王元年(前401年)到悼王七年(前395年)之間的葛陵簡的字形特徵、書風最爲密合,與一般的戰國中晚期的竹書文字特徵很不相同,結合《繫年》編纂成書時代的最大可能性來推測,清華簡本《繫年》最可能抄成於楚肅王時代到楚宣王前期之間(從字形特徵看,以肅王時代的可能性更大),是《繫年》定型之後的一個早期謄録本。《繫年》和葛陵簡等材料的比對結果,讓我們看到戰國竹書文字縱向時代性問題是確實存在的,以形體特徵和書風爲基礎的戰國竹書文字分類研究應儘快深入進行。
简介:随着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时代社交网络的兴起,互联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网络社会的崛起,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区——虚拟社区。以新浪微博为研究个案,试图分析虚拟社区的发展趋势。文章指出,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主流的虚拟社区的本质和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即从空间型虚拟社区发展到关系型虚拟社区。关系型虚拟社区是在人们通过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所形成的虚拟关系网络进行互动和交流后所产生的虚拟社区。在社交网络的推动下,人类将生活在覆盖所有网民(netizens)的关系型虚拟社区之中。关系型虚拟社区日益嵌入人类的生活,人类在关系型虚拟社区中实现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全面融合,形成"大社区,小世界"的格局。文章还探讨了关系型虚拟社区的特点,最后展望了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前景。
简介:以北京延庆县大庄科乡冶铁遗址群为例,对空间结构及其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通过GIS工具进行分析。根据对冶炼活动有显著关系的影响因子,建立遗址分布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而模拟小区域范围内的遗址预测。研究发现,该区冶铁遗址群对地理位置中的坡度和高程因素展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为遗址的坡度(7°以下)和高程(650m以下)数值均相对较小;遗址与水系间联系明显,冶铁遗址主要集中在河流交汇处,方便冶炼过程及相关活动水源的供应;而随着冶炉容积(即冶铁产量)的增加,小范围内的冶铁遗址选择,并未以铁矿资源距离就近为最佳选取原则,表明了人类生产活动中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减低。
简介: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指导下,制定了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地非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益指导。该政策强调社群或团体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以及非遗的综合性与动态特征。在布鲁日圣血大游行中,当地社区形成联盟,担任了该项目传承的主要角色:主持者(圣血荣誉兄弟会)、协调者(当地非遗组织)、参与者(居民)。其中,作为沟通枢纽的当地非遗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设计教育包,深入社区的互动项目,举办论坛吸收国际经验等方式,加深了当地居民对非遗概念的了解,促进了圣血大游行在当地社区的推广,为大游行的传承补充了新的生力军。坚持非遗核心质素的“不变”与适应当代环境的适度的“变”,使圣血大游行成为一场源自民间,由民间主导的盛大表演。
简介: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