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运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与验证性空间数据分析探讨了2005年-2013年中国市域入境旅游流增长收敛、溢出效应的时空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入境旅游流分布呈不同层级的"中心-外围"格局,港澳台客流东南向西北递减,外国客流由沿海、沿边向中部不断填充;②旅游流增长空间自相关,高增长率地市集中于中西部,供需结构的优化推动中西部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缩小与东部的差距;③旅游流增长率满足绝对与条件收敛假设,中西部初始值低,后续增速较快,东部初始值高,后续增速放缓;④旅游资源、经济外向度、与京沪穗的距离这三大全域型影响因素的作用最显著;⑤空间外溢效应具有距离敏感性与市场差异性,对客流的促进作用大于资金流,对外国人客流的促进作用大于港澳台。本文提出加强与京沪穗及边境国家的合作、完善旅游空间网络体系、关注游客偏好动向,延长停留时间等对策。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简介:能否实现国土空间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成为推进都市圈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转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计量模型,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以1995、2000、2005、2010年4期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定量分析合肥都市圈三生用地转型、时空格局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结果发现:①1995-2010年合肥都市圈三生用地转型呈现生产用地明显减少,生活用地快速增加,生态用地略有提升;三者之间的转移关系大致为:生产用地向生活用地转移,生态用地基本稳定。②1995-2010年农村生活、生产用地及生态用地重心转移幅度较小;但从重心转移方向看,各功能重心空间转移方向差异较大,规律性特征不典型。而从重心转移距离看,不同功能重心转移路径、转移距离各异。③1995-2010年,合肥都市圈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稍有波动和后期恶化的特征。并且,在不同时段合肥都市圈生态环境波动改善和退化的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和贡献率差异显著。
简介:本研究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与生物培养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南京明城墙表面的微生物种群。本研究发现地衣、大型真菌、丝状真菌、蓝细菌、绿藻和硅藻在城墙上大量存在。此外,在无地衣及藓类覆盖的城砖上,核心自养生物以石生硅藻(AchnantheslauenburgianaHustedt)和北方羽纹藻(PinnulariaborealisEhrenberg)为主,并伴生丝状真菌。对城砖生物风化实验结果表明,藻类对城砖具有一定的侵蚀作用(53.65mg/m2·yr)。本研究的结果补充了明城墙微生物种群,及硅藻在陆生环境下风化硅酸岩矿物研究上的空缺,并为明城墙对藻类微生物腐蚀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介:许多学者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时,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传统”社会的写照,现实情况与差序格局理论不相符,被视为“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本文通过分析清中期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记载的葬礼活动,发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模式只是大体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人际交往的核心层不完全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决定,市民通过拟亲属称谓构建自己的直系亲属层。而同心圆的格局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身份分层与经济地位分层所打破,变成锯齿状模式,这与学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的现象非常近似。同时,葬礼也是社会关系动态重组的重要时机。这提醒我们,描述中国社会的当代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传统”“现代”与“城市化”等系列概念的内涵,以往我们认为属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可能只是“传统”本身从乡土到城市的变化。
简介:面对全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19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普遍从福利型政府向企业型政府转向,大力实施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在国内、国际环境转变的双重压力下,以土地储备为重点的城市经营和以大事件为载体的城市营销正被中国诸多城市政府所积极采用,因而城市治理表现出显著的企业化倾向。在实施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过程中,官商利益联盟共同推进了城市的增长,并各自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寻租行为。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透过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视角,剖析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形成机制和利益格局,并以南京市土地储备和奥体新城建设的案例,揭示了其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城市内生竞争力的提高必须摈弃营销型增长策略的功利模式,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