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在,给21世纪起一个名字也许为时尚早。但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使得这方面的所有发明都已过时。在2000年1月1日,多数人没有预料到,几大民主国家积极参与下的战争这么早就成为新世纪的主题。而有一件事情在世纪转折之前就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全球化现象将决定历史的议事日程。1989年,不仅为欧洲的共产党国家打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而且使那个几乎一下子就征服整个世界的力量获得了活动空间。这首先是经济力量,然后还有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下面的文章是从描述这个力量开始的,然后,是对于未来冲突所产生的一些可以预见的后果。文章的主要篇幅集中描述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附加后果。在这背后,并没有隐藏目前颇为时髦的全球化批判。相反,我觉得,我们所称的全球化是一种伟大的新的生产力。它冲破了传统结构,因此而开辟了新的天地。阿塔克(Attac),即反全球化组织,并不能帮助人们提供一种替代选择方案,所以说,它们缺乏任何建设性力量。但是,反全球化组织说的还是对的。历史每重新向前迈进一步,在开始的时候总会出现少数赢利者,与此同时,还会有许多受害者。社会史对于19世纪英国工业化出现的可怕情景的生动描述“阴暗年代”(TheBleakAge)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认真关注全球化引起的新的冲突,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本书的下一篇文章是《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在理论上似乎有点尖锐。而在这里,更多地是描述现象,其中主要的是社会排挤和致使人们社会行为失常的发展趋势。这两者都导致新的而且是新型的冲突。在2001年9月11日的两年以前所写下的关于恐怖主义的评论,似乎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在这里重新发表的文章是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简介:城市化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城市化高速发展,其发展速度甚至远远快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苏联的城市化是依靠工业化来推进的,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它以政府的政治目标为基本动力,政府的行政计划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认真总结这些特点,对于搞好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一、苏联时期的城市人口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是20世纪苏联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成就之一。城市革命导致了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了数十倍,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家面貌、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的整个画卷。根据第一次全民人口调查,1897年俄国的城市人口还不到1000万,也就是相当于当时全境人口的1/7。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城市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1/3;1957年达到总人口的1/2;而1991年已经几乎达到了总人口的3/4。在城市人口演变中,1929年是“伟大转折的一年”。在从1929年到1937年的8年中,俄罗斯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两倍多,其增长达到了1800万人。接下来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却用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