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创建'中国周边学'的机遇首先,国家从战略层面对'周边'的高度重视,为'中国周边学'的创建提供了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年来,历来重视'周边'。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一批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期间虽受'文革'影响有所偏离,但总体上执行了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确立了和平共处外交战略的指导地位,'周边'一词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研究的文献之中。据学者研究,'周边'一词于1988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简介:提出'中国周边学'这个概念,在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并非没有基础,它的基础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更建立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2003年,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Kang)曾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仅仅从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提炼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亚洲,会导致认识上出现很大的偏差,因为亚洲的经验、亚洲的文化、亚洲国家的行为模式与欧洲国家有较大的不同。为了更好地解释亚洲国家的行为,需要对历史上以及当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做更为深入和符合实际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从亚洲的视角来理解亚洲,而不能只是把亚洲或者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普通案例来对待。
简介: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中菲南海争议、“南海仲裁案”导致的两国政治互信不足和菲方出现战略误判致使菲律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知不足,猜疑有余,中菲在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合作明显滞后。近期,菲律宾新政府关于在南海争议上可以同中国协商谈判的表态为中菲关系的改善及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契机。中菲建交以来达成的诸多共识、中菲贸易的逆势提升,以及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优势互补、中菲人文交流的逐渐恢复和地方友城交往,为中菲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政治、经济和人文基础。但同时,中菲合作也面临政治互信不足、美日掣肘、菲律宾国内政治文化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利影响。中菲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建设、海洋事务、风险评估等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发展战略需求,符合中菲关系的长远发展。
简介: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NqibMahfuz,1911—2006)是埃及,也是阿拉伯世界至今唯一获取这一殊荣的作家。他早自20世纪50年代就以其多部杰作享誉遐迩。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约30年中,由于“西方中心论”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译介成果甚少,也很少有人知道马哈福兹及其作品。在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基本上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对于马哈福兹及其作品然也是同样。特别是各有关院校开设了东方文学史、阿拉伯文学史等课程、招收阿拉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1987年“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建立,1988年马哈福兹获诺贝尔奖,都进一步促进了对马哈福兹及其作品的译介、研究。对这一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是同步进行的。我国现已翻译出版了20余部马哈福兹的作品。虽不足原著的二分之一,但其重要作品,特别是代表作已基本译了过来,而且有的还有多种中译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史,特别是阿拉伯文学史多有关于马哈福兹及其作品的总体评介;此外,1988年他获诺贝尔奖后,有关的报刊也对他多有介绍;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曾为他及其作品举行多次研讨会与报告会。对马哈福兹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代表作《宫间街》三部曲与《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方面。另外,将他及其代表作与中国的名家名著(如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与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予以比较,也是一项重要的科研选题。我们虽已翻译出版了马哈福兹的20多部作品,发表了100余篇,其中包括博士、硕士论文及专著)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无论质还是量都远不够,我们尚需努力。